黄宗羲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视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君》选自黄宗羲的政治性专著《明夷待访录》。该书对封建时代的君、臣、法、学校科举、兵制、田地财赋制度以至下级官吏等都作了一番推究，充满民主启蒙思想，对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产生过极大影响。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本文是一篇政论文。“原”是推究本原之意，“原君”就是推究怎样做君主的道理。大致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一、二、三自然段)首先从追溯上古时代开始，从时间上进行推原。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于是“公利”无人兴，“公害”无人除，这时候如有人出来，以一己而利天下，以一人而任天下劳，那就是国君。上古时代的国君其实只有千万倍的勤劳，自己无利益，这就“非天下人情所欲居也”。这是全篇立论的出发点。按照作者的看法，为天下任其劳，这是上古时代国君的真正职分，所以古人不但无人争做国君，相反倒是设法逃避。文章又举古人之例加以说明：许由等避之唯恐不速，尧舜做了国君也要千方百计禅让，大禹迫不得已才只好做国君。作者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议论相当透辟。战国时期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两人所论正是同样的观点，但《原君》除论述古代君主的劳逸外，还论到公私、利害等诸方面，由此生发出进一步的议论。这一部分，重在推究做君主的道理。

第二段一变而为论述“后之为人君者”，由说古变为论今，与第一段形成鲜明对比。现在的国君“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于是大施淫威，以权势压天下，“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目的全在于“逐利”，与古代的君主真有天壤之别！国君“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只想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所以弊端百出。文章举汉高祖做皇帝后居然傲慢地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例子，表现了对国君尽失做国君之道的否定。通过古今的鲜明对比，尖锐指出了现在国君的有失做君之道，大胆地作了是古非今的论断。

第三段，文章紧接着分析古今国君不同的原因。古之国君“以天下为主”，自己为客；今之国君变客为主，自以为天下主宰，于是天下惨矣！“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为所欲为，处处显示自己的主子身份！天下产业既得，就要它生利息，于是更极尽“敲剥”之能事！文章描述了今之君主的一系列行为，活画出当时的暴君嘴脸，这正是后来许多君主的典型形象。作者更以大胆的笔触表达了有这样的君不如无君的观点：“向使无君”，人还可各得其利，有了国君，天下都成为国君的产业，天下人也就形同国君的奴隶，毫无主权了。文章第一部分从推原做君的道理始，逐步展开议论，将锋利的解剖刀指向最高统治者，深剖了他们的丑恶灵魄。

第二部分(四、五自然段)改换角度，重在向君主提出告诫，带有强烈的讽喻色彩。

第四段，文章以驳斥为主。古人“爱戴其君”如父如天，今人“怨恶其君”似寇似仇，“名之为独夫”，一班小儒却仍然认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叫人恪守君臣的名分，俯首帖耳听命于君，甚至象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还认为汤、武不该诛之，以至有伯夷、叔齐扣马而谏的传说。照小儒看，国君永远至高无上，百姓却如“崩溃之血肉”，与“腐鼠”一样微不足道。这一段议论，激昂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君权问题是个危险的话题，所以文中议论点到即止，引而不发，字里行间有丰富的潜台词。将小儒们驳得体无完肤后，意味深长地设问道：“岂天地之大，于兆人百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天地如此之大，人民如此之多，为何一定要受辖于一人一姓？言外之意不是十分清楚吗？这样写，避免了直接写出国君可以推翻的字面，更显得发人深思。文章充分肯定伐纣的武王是“圣人”，孟子称武王伐纣不是“弑君”，而是“诛一夫”，是“圣人之言”，指斥君主“至废孟子而不立”，具有强烈的民主思想，又具有借古讽今的特点，借桀、纣之例，含蓄地对君主提出告诫。

第五段，文章欲进故退，首先退一步提出假设：“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接着立刻否定了这一假设。既是产业，那么就人人欲得，个个千方百计攫取之。君主“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请问，一人之力，能敌所有的天下人吗？君主势必如日日坐于火山口上！这段议论，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不由人不信服！接着，文章再举历史事实，以增强说服力。宋顺帝临难哀叹：“愿世世无生帝王家！”明崇祯帝临难时沉痛地对公主说：“若何为生我家！”古代帝王的悲惨下场，还不足以为当今君主诫吗？于是自然而然回到“君之职分”的议论上来。明白为君之职分，则“人人能让”，君位自安；不明白君之职分，则“人人可欲”，君位岌岌可危！以“俄顷淫乐”，却要换来“无穷之悲”，这是多么不值得啊！议论君之职分，与前文推原做君主的道理遥相呼应，显示了结构的严密紧凑。

《原君》一文既注重事实论证，又采用逻辑推理等理性分析方法，富有哲理，具有很强说服力，同时也注意以情动人，带有强烈抒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