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本文节选自《孟子·梁惠王下》，题目是第一句抽出的。通过孟子与齐宣王关于“好乐”的谈话，反映了孟子“与民同乐”的仁政思想。

文章开头先用庄暴见孟子一事作为引子。作为一国之君的齐宣王，不务政事，而沉湎于音乐，这在庄暴看来大概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所以他来向孟子请教如何是好。而孟子的回答却出乎意料。他认为这非但没有什么不好，而且如果齐王真是非常“好乐”，则齐国就差不多可以治理好了。这一回答不但使庄暴感到意外，也使读者产生极大兴趣。

接着作者便正式写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见了齐宣王，开门见山地向他问起“好乐”的事。作者出色地写出了齐宣王的反映。齐王“变乎色”的神态以及答话中“直”“耳”两个虚词所表达的语气，逼真传神地反映出齐王听了孟子问话后的心理状态。他一方面暗暗埋怨庄暴多嘴多舌；另一方面，他面对孟子这样一位到处宣扬法先王、行仁政的儒家先生，又为自己不好先王之乐而只喜爱世俗的流行乐曲而感到心虚。然而孟子的回答却使他放了心。孟子并没有教训他，反而出乎意料地加以鼓励，这不但缓和了紧张气氛，稳定了齐宣王的情绪，而且还引起齐宣王极大的兴趣，想弄明白“好乐甚”与“齐国其庶几乎”之间有何联系。这就使他不得不发出“可得闻与”的请求，进一步领教孟子的开导。这时，孟子并不急于高谈阔论，而是先向齐宣王提出两个问题，巧妙地将两人的话题从音乐本身的性质问题转换到关于欣赏音乐的方式问题上去。孟子将欣赏音乐区分为“独乐”、“与人乐”、“与众乐”三种情况，对齐宣王进行启发诱导。按照儒家的理论，人的本性是趋向于合群的，所以齐王最后的回答是“不若与众”。这也正是孟子所需要的回答。这段对话，一步步地诱使齐王按照孟子的思路作出回答，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善于因势利导、引人入彀的高明谈话技巧。

接着，孟子便从齐王认为与众一道欣赏音乐更有乐趣的看法推广开去，将话题又作了一次巧妙的转换，从单纯欣赏音乐的问题引申发挥到治国治民的大事上去，阐发“与民同乐”的思想。先从反面写不“与民同乐”的情况：这时一方面是统治者沉湎于音乐田猎的纵情享受，另一方面人民却是“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这样人民对统治者就要产生怨恨了。然后再从正面写“与民同乐”的情况，跟不“与民同乐”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统治者虽然仍旧在享受音乐、田猎之乐，但由于能够与民同乐，解决了人民的生活疾苦，因而人民的反映就大不相同了，大家都为统治者的身体健康而感到高兴。这一段议论，前后两部分结构相同，句式也大体一致，因而对比十分鲜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文句的重复，也表现出孟子在向君主宣传自己的主张时不厌其烦的耐心态度。

从正反两方面加以对比论述后，孟子最后向齐宣王提出了结论：“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便是这篇短文的中心思想之所在。

全文从对音乐的爱好说起，引申发挥到“与民同乐”的政治问题。孟子在与齐王的对话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引导着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按自己的意图进行转换，最终达到了游说的目的。文中的议论以小见大，以浅喻深，侃侃而谈，头头是道，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易于为人接受。

本文虽以说理议论为主，但又不乏形象性的描写。如写“王变乎色”，写王不与民同乐时，百姓“举疾首蹙頞”，与民同乐时，百姓“举欣欣然有喜色”，都很传神逼真，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