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

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李商隐的诗好言宋玉，或咏宋玉之事，或化用宋玉的词句。宋玉是战国末继承屈原楚辞的诗人，后世并称“屈宋”。他生当楚国衰亡之世，志向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终身为楚王的文学侍从之臣。他为楚王伴出游、侍酒宴，以其横溢才华为楚王解颜，心中蓄满忧郁、愁烦和哀伤。李商隐的经历，与宋玉有颇相类似之处。他文才惊世却屡试不第，沉沦幕府，一生为人捉笔。他的好言宋玉，显然并非仅仅用事而已。

司马迁 《史记·屈贾列传》言及宋玉，谓之“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的文章乃以微言婉讽为特色。其《登徒子好色赋》 称：“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微言婉讽，也成为他人攻击宋玉的口实。这就是此诗首句中 “微辞”的出处和含意。李商隐的诗，素以情思委曲，寄托幽微，文辞婉约而著称，遂使后人解说纷纭而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这与宋玉的习用微言相近。从这首诗看来，强为解人、猜疑百端的情形还在诗人生前便已出现。诗题曰 “有感”，可知是“有为而为之” 的。

宋玉有《高唐赋》和《神女赋》，记楚王游高唐而梦神女之事。其中神女告楚王曰：“妾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赋写得很美，深为后人仰慕，巫山神女以此知名，“云雨”一词也由此成为男女情事的代称。然而宋玉作赋的本意却是“假设其事，风谏淫惑”(《文选》李善注)。李商隐诗因此而有感： 不是楚襄王淫靡好色，何以会有宋玉的微辞讽谏呢？不曾想，一曲 《高唐赋》，自此篇篇有“云雨”之嫌，蛮横无知的猜疑只令作者本人无可奈何！注家有以为此诗是李商隐为其《无题》诗作解。但着眼于“微辞”二字，则纪昀说得有理：“义山深于讽刺，必有以诗招怨者，故有此辩。盖为似有意寓而实无所指者作解也。” (朱鹤龄《李义山诗集辑评》 引)

然而，细细品味，纪昀之说于此诗似犹有未尽之处。李商隐与宋玉，都属于多情才子、沦落文人一类。由于遭际相似，李商隐的偏爱宋玉，更多表现为自叹与自伤。楚襄王于国运衰亡之际，非唯不图强发愤，反而任用谗佞，沉湎酒色，“如何一梦高唐雨，自此无心入武关”(《岳阳楼》)——甚至于连秦国杀害自己父亲的仇恨都抛在脑后。试想宋玉心期有所成就，却生当斯时，遭逢斯君，真正是“楚天长短黄昏雨，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李商隐所生活的时代，也正是唐帝国的“黄昏”，藩镇割据，宦官擅政，党派伐异，朝廷政治淆乱而黑暗。尽管他“斩蛟破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匆匆”(《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却受挫于党系倾辗之间，被之以“背恩”、“弃义”之伪名，仕途坎，人生多艰，终于是“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宋玉在当时情形之下，既不能不有所发，故而“假梦为辞”，微言婉讽；正如李商隐在此种境遇之中，也常常是“无惊托诗遣，吟罢更无悰”(《乐游原》)。深曲浓重的愁思，沉缅绵邈的情感，产生了“楚天云雨俱有托”的艺术表达和追求。诗人的拳拳之心应当得到后人的理解。因此，李商隐在另一首诗中所说的“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惟事楚襄王”，可以拿来作为此处“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迟” 两句的注脚。

被置之于无端的猜测和粗暴的责难之中。“一自 《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既是辩说其诗并非篇篇寄寓世事，也是讥诮世人无知，徒然疑忌，其中更有“才命两相妨”、“多情岂自由”的伤感。诗中 “尽堪” 二字，下得很沉重。

这首即事议论之诗，借宋玉以写自己，含蓄深刻而措辞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