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

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

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

仲子延岳年十六，面如白玉欹乌纱。

其弟炳章犹两丱，瑶林琼树含奇花。

陈留阮家诸姓秀，逦迤出拜何骈罗。

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

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磬鸣环珂。

三月石堤冻消释，东风开花满阳坡。

时禽得伴戏新木，其声尖咽如鸣梭。

公时载酒领从事，踊跃鞍马来相过。

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

面热脚掉互登陟，青云表柱白云崖。

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

长者子来辄献盖，辟支佛去空留靴。

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

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

呜呼大贤苦不寿，时世方士无灵砂。

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

明年徒步吊京国，宅破子毁哀如何。

西风冲户卷素帐，隙光斜照旧燕窠。

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

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

沥胆呪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

义山诗歌创作的突出特征是以曲笔写浓情，所谓 “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语)。但是，这首感戴府主崔戎知遇之恩的缅怀诗，却别开生面，思绪如注。用明畅、铺张的诗语渲泄发自心底的悲痛，既生动地表现了诗人凄怆难抑的情态，又无声泪直露的浮浅轻率之弊。读之，颇有韵远情深，耐人咀味之感。我们知道，生活是创作的土壤。尤其带有纪实性质的篇什，它的思想意蕴、表现技法更与作者的际遇紧密关涉。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给事中崔戎任华州刺史，其间，年少未第的李商隐在郑州刺史省院的推荐下，进谒崔戎，崔因喜其才艺，热情招待了诗人，并辟为幕僚，掌管章奏。翌年三月，崔被调任兖海观察使，李随府主同到兖州，继为宾佐。不幸，时至六月崔戎病逝于任所。身世孤苦的李商隐在仕进的道路上亟盼享有社会地位的人物为之揄扬关说，没料到竟遭此打击，其心灵的创伤无法平复，感情上的怀恋与痛楚亦委实难以名状。这篇《安平公诗》 就是在这种心态和情绪的支配下写作的。整首诗依着时间的发展先后为序，顺写诗人两入幕府的经历，描述了自己和府主的深挚情谊，真诚地表达了对亡者的铭念和追悼。

“丈人博陵王名家，怜我总角称才华。”《旧唐书·崔戎传》 记载，崔的“高伯祖元暐，神龙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诗歌发端敬重地交代了府主家世的功德、地位，意在说明安平公崔戎并非一般官吏可比，而是出身高贵，令人景慕的尊长。联系下句不禁想到，博得这样一位世尊的青睐、怜爱本来就十分难得，何况诗人又是个“沦落贫贱，遭逢艰虞” 的童子呢，那该怎样的荣耀和幸运啊！这长幼、尊卑形成的巨大反差，掀动着诗人的心扉，不能不激起翻腾的思绪。往事如潮，顿时涌上心头：“华州留语晓至暮，高声喝吏放两衙。明朝骑马出城外，送我习业南山阿。”华州幕府，宾主相得，两位忘年交的朋友，促膝谈经，抵掌论文，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句中“放两衙”，即指为了接待宾客而停止了官署里早衙和晚衙的办公。“南山阿”，说法不一，或说是京城(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第二卷关于李商隐一文)，或指为华山的隈曲处。其实，参考下文诗意可知，此地为风景幽美之区便不致于误解作品大旨。李商隐虽受崔戎辟聘，崔却仍然支持他继续深造，攻读学业。正象令狐楚那样，已请诗人到他幕府做巡官，但不让承担具体事务，而教他学习今体文。崔戎资送诗人去条件优越的地方学习，也免不了要有物质捐助，精神鼓励。这使不久前科考失败的年轻诗人会感到无限温暖和欣慰。他在后来的 《上郑州省给事状》里非常感激地说：“兖海大夫 (崔戎) 时内中外，尝赐知怜。给事(省院) 又曲赐褒称，使垂延纲。”不言而喻，这里的宾主宏论长谈，连辔出城相送的典型事例，是府主所赐“知怜” 的形象写照。长者对诗人极为周备的关切态度，自然影响他的子辈和李商隐的过从。“仲子延岳”以下六句，就描绘了府主令郎的形象。《汉书》 说“陈平美如冠玉”。《晋书·王戎传》有 “尝日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风尘物外” 的话。诗人化典设喻，刻画崔家后代容貌风姿，其兄秀如美玉，神态潇洒，其弟稚气犹存，却风韵独标。他们个个神朗俊雅，焕发着青春光彩，好似东晋陈留阮氏家族的子孙。《晋书·阮籍传》 载，籍的 “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咸从子修，族弟放，放弟裕”，皆出类拔萃，不同流俗。诗人借阮家后代说世尊的令郎，于颂美中包含着关系的亲热。本来李商隐和他们行辈相同，年岁仿佛，相互见面，其心欢意洽的情景一定给诗人留下美好的记忆。至于和幕府中僚友的交情还有一层内容：“府中从事杜与李，麟角虎翅相过摩，清词孤韵有歌响，击触钟磬鸣环珂。”句中 “杜与李”，是指崔戎的属官杜胜、李潘。诗章赞扬两位同僚文采英俊，明敏干练。这种人才稀贵如麟角，与之切磋砥砺如同猛虎添翼，大得增益。作为诗人，李商隐和他们交结为朋友，双方酬答唱和，交流经验、体会，以此提高创作才能的机会增多了。李商隐敏锐地发现了僚友诗歌的特点，肯定其独创性，也流露出钦佩之意。其实，义山诗用清词丽句表达新奇深隐的旨趣，吐韵铿锵悠扬，色调鲜明浏亮的诗歌艺术和诗友的“清词孤韵”，击钟敲磬，环珂鸣响的创作风格何其相似乃尔。古代文朋诗侣生活天地比较狭窄，每逢相会，一起活动，能够直接传递思想感情信息，常激发生活的热情。难怪当年孔子和弟子们谈心，对子路、冉有、公西华的从政理想不感兴趣，但听了曾晳的发言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立刻引起共鸣，深表赞同。由此推知，府主带领属官，乘大好春光前往诗人读书处看望他的事情，一定象巨石投湖，在他心中出现了道道波澜。诗中的这段景物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彼时的心境。“三月石堤”以下六句便写风恬日暖，寒气消尽，秀美的春光又来到人间。山岭岗峦的向阳处鲜花盛开，林木挂绿，这艳花新树招来了百鸟的鸣唱，啁啾婉转，嘤嘤成韵，自然界的景物无不充满勃勃的生机。当此之际，崔戎和他的僚属携载美酒丰肴，特地来慰问这位分居苦读的幕僚李商隐。这里诗人以天然声、色刻绘新春画面，用人物的情绪行为表现宾主间心心相印的深厚友谊。摄景烘情，写人衬景，两相生发，极富韵味，绘形绘声地再现了宾主相会于大自然怀抱中的欣喜与欢愉！“仰看楼殿撮清汉，坐视世界如恒沙。面热脚掉互登陟 青云表柱白云崖。”此处写宾主同游佛寺宝殿的过程。巍峨塔楼拔地而起，高出天外。登临塔顶，俯视苍茫的原野，竟觉得大千世界如微尘似的甚为渺小。倘若游人穷高极远地搜寻胜地，攀登在峻岭耸崖之间，就会感到凌虚可怖，浑身战栗。诗句里“面热脚掉”即是描写“登陟” 恐惧之态。“脚掉”，指脚抖。一般说来，李商隐的比兴诗篇时常引经据典，追求奇趣新意，这种作风在他的赋体叙事诗里亦可碰见。如下面关于佛寺灵物的描述皆用内典佛经的材料。诗句晦涩，朦胧含闪，缺乏佛教知识的读者难以立见其意。“一百八句在贝叶，三十三天长雨花。长者子来辄献盖，辟支佛去空留靴。” “贝叶”亦称 “贝叶经。”佛教徒把经文刻写在贝多罗树叶上，以携带传习，此泛指禅门经典。“一百八句”指 《楞伽经》 书上的不生句、生句等的句数，其内容体现了佛家所谓的大智大慧。“三十三天” 一句凝缩了 《法华经》 中这样的说法：“佛前有七宝塔，高至四天王宫，三十三天雨天曼陀罗花，供养宝塔。”可见这两句诗是说禅林寺院内藏有丰富的佛典，存在着灵异的事情。“长者” 一联继续宣扬了这层意思。《维摩经》 记载：“毗耶离城有长者子，名曰宝积，与五百长者子俱持七宝盖来诣佛所，各以其盖供养佛。”又 《水经注·河水》 曰：“(于阗国)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迹，彼俗言是辟支佛迹。”诗人属典用事，暗示佛寺中亦有神通广大的宝盖及令人向往的佛迹。从诗章构建的形式看，开篇至此，可断为第一个层次。作者在首入崔戎幕府之事的范围内，抽取自身与各种人物的交往活动为线索，先府主，次子弟，后幕僚的顺序，依着主体感受展示出对方各自不同的美质、情貌，在颂美之词中充溢着浓郁的友善之情。诗作随着描写空间的转换，引出了春日风光、殿宇佛寺的画面，摆脱了交往活动局限于幕府里的小天地。从而，诗的格局开张了，境界扩大了，为后头简写再入幕府的事情，起了水到渠成的作用。

“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顾我下笔即千字，疑我读书倾五车。”如果说诗人描写华州府里的活动是侧重在对方身上用笔，那么，此处将笔移到本身上来，进一步表现府主对李商隐的器重和赏爱。“东鲁”，指山东兖州，崔戎调任兖海观察使时仍邀李商隐做幕宾。因为李商隐 “才思俊丽”，“善于属文”，其章奏驰誉士林，所以崔戎把他留在身边，一定认为他办事干练，人才难得，并大有培养前途。诗人在这里表露的自我感觉，是完全有根据的。万万没料到，诗人的知己竟于强壮之年而殁世，这怎能不引起李商隐的万分悲痛呢！“呜呼大贤” 四句哀叹世无起死回生的妙药，惊呼大贤短寿的厄运，直抒胸臆，倾吐肝肠寸断、心骨裂痛的悲伤。不仅如此，还用高山崩塌，大海震恐，来形容自己心理上承受不了崔戎病逝变故的打击。《晋书·顾恺之传》 说，恺之曾为桓温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后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把李商隐对待崔戎的心情拿来与之比较，足可视为同调。“明年徒步吊京国，宅破子毁哀如何？西风冲户卷素帐，隙光斜照旧燕窠。”句中 “明年” 是太和九年(835)，诗人自郑州赴京来吊崔戎，此时所见，已是人去楼空，满目萧然，不胜悲凉。清代冯浩在 《玉溪生诗集笺》 中指出，作者笔下勾出这幅凄清黯淡的图景，是颇具艺术匠心的，其目的是为“略与前 ‘三月石堤’诸句相激射”，以突出 “荣悴判然” 的今昔之变，特别是“燕窠”，暗用巢幕，“以比旧在幕中”，证明府主厚恩平生萦怀不忘。李商隐深切地感到，“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贱艰虞多。如公之德世一二，岂得无泪如黄河。”诗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孤苦，九岁丧父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家难旋臻，躬奉板舆，以引丹旐。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祭裴氏姊文》)。为了糊口，他还替人誊写抄录，即“佣书贩春”，以渡时艰。十六岁因诗文小有名气，获得令狐楚的赏识，并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和爱护。诗中所说“如公之德世一二”就是崔戎和令狐楚。《樊南甲集·序》 讲得更为明白：年十六，“以古文出诸公间”，“其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无庸赘言，李商隐在政治上、文学上的发展和“二公” 的栽培关联至密，而这首《安平公诗》结尾发出的祝愿：“沥胆呪愿天有眼，君子之泽方滂沱。”正是从诗人心底喷涌出来的衷情诚意，反映了 “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 的无限感激。

一般说，借事吐情是缅怀诗的惯常表现手法。但此诗追忆往事，悼念亡者的写法都比较独特，其中，最为明显的地方是以作者本人为轴心，以诗人与府主及其子弟、僚佐的关系为筋脉，从而形成了广阔的幅射面，包容着许多人物和事件，展示出富有生活实感的画卷，读之分外感人。诗篇一开始，作者振展笔墨，时疏时密描写过去生活的场景，突出欢心惬意的事情，可亲可佩的人物。如府主对诗人的称赞和奖掖、崔家子弟的美颜光彩及友好真情，同僚李、杜两人的干才诗艺，还有宾主游宴、览胜的畅快与喜悦等等，以事见人，写人慰心，绘其形，传其情，栩栩如生，浮漾纸上。诗作在前部分层层写乐之后，笔路陡折，转入写哀，诗人不可阻遏的悲痛于情景交织的表述中，倾涌如注。这样，诗歌的前后两部分构成了乐与哀的对照。不仅表现了按时间推移组织篇章的紧凑结构，而且使抒情有了根底，增强了艺术感染力。倘能进一步深入到诗作的细部，读者又会感觉到前后两大层之间不断地勾连与呼应。试读篇首“丈人” 诸句与诗中“公时”四句，“三月”句以下关于春色的描绘和“明年” 句以下凄切的景语，在意脉上均有联系和比衬，甚至诗歌煞尾发出的祝愿，也遥扣前面刻画崔戎诸子的诗句。整个诗章跟着叙事主线的铺展，前呼后应，有转有合，千头万绪，错落层出，却能条理明晰。至于，朴茂酣畅的语言，隽永含蓄的诗味，响亮流转的音韵，更为有力地表达了诗人对知府主的无限感念和宾主永诀的极度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