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李商隐二十六岁。泾原节度使(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王茂元聘请他任幕僚，爱他的才华，将女儿嫁给了他。商隐先前依附的令狐楚原属牛党，而王茂元则被目为李党。商隐并不以任何党人自居，也无以婚姻来谋取富贵的意图。但牛党却认为商隐在令狐楚死后不久即入王幕，娶王女，是加入李党，是悖义负恩。这一年，商隐应吏部“释褐”考试，初审已被录取，复审时却被一位 “中书长者” 抹去了名字。次年，他再应吏部“释褐”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品秩不高，但职属清要。可能由于牛党的忌恨、排挤，不久就被外调为弘农尉，从清职沦为俗吏。据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这首诗就是商隐调尉时乞假赴泾西迎家室之作。诗中描写了非时早秀、不与年芳的梅花形象，为自己的身世写照，曲折地反映他在科举和仕宦道路上屡遭挫折的不幸境遇。诗题中的“扶风”，郡名，治所在今陕西凤翔县，是诗人赴泾原所经之地。

诗的首联写早梅吐艳非时，领起全篇。“匝”，环绕。“亭亭”，秀美挺立的样子。“非时”，不合时宜。梅花一般腊后始见，十一月开放，与正常节气不合，故云。“裛裛(yi意)，香气浓郁。在秋末初冬的寒冷天气里，仕途失意的诗人独自跋涉在西北高原的荒山野岭之间，心情是十分孤寂落寞的。这天他来到扶风地界，忽然看到驿路两旁盛开着一簇簇雪白的梅花，她们亭亭玉立，散放出沁人肺腑的香气，诗人不禁又惊又喜。然而，当他停步欣赏梅花的美艳芬芳时，突然内心中生出深深的感触。他从这过早开放的梅花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在年轻时才华早著，曾先后受到令狐楚、崔戎、王茂元等名公巨卿的赏识。不料后来被无端卷入党派斗争的漩涡，一再地应试遭斥，空怀“欲回天地”壮志，却不能进入朝廷。他的悲苦身世，不就恰似眼前这吐艳非时的早梅吗？因此，诗人不禁对早梅产生深切的同情和怜惜，自肺腑中吐出了这两句诗。诗人既赞叹梅花的 “香艳”，又惋惜她开得太早。十个字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感情，并显示出他要托物寓慨的意向。“亭亭”与裛裛”两个叠字，分别形容梅花的 “艳”和“香”，使诗一开篇便富于音乐感和节奏感，创造出一个有色有香、凄美孤清的境界。“匝路”和“非时”，分别点醒了诗题“扶风界”与 “十一月”。即此已见诗人语言的凝炼。

中间两联紧承梅花吐艳非时的诗思来写。颔联写梅花所遇环境的冷酷。“素娥”，嫦娥。因嫦娥窃药奔月，月色白，故称“素娥”。“青女”，主霜雪的女神。这两句说： 素娥只能助与她清冷的月光，而青女则不断地下霜来摧残她。阴历十一月中旬，正是月满有霜。所以这一联写霜月，也就扣紧了特定的时间。霜月固然可以映衬梅花的淡雅风姿、孤傲品格。但这里主要还是通过渲染梅花所处的冷酷环境，寄托诗人自己的不幸境遇。纪昀评这两句说：“爱之者虚而无益，妒之者实而有损。”(《瀛奎律髓》 评语) 颇得要旨。他认为，素娥放出清冷的月光照映梅花是虚的，对她无益；青女妒恨梅花，不断下霜打击她，则是实在的，对它有害。显然，“素娥” 比喻包括王茂元在内的那些赏爱诗人才华的人们，他们所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并未能使诗人免受挫折；“青女” 则比喻那些妒恨他的人，他们对他的打击，给他带来了害处，使他科场失意，寄身泾州，竟至沦为小县俗吏！这一联，一正一反，一虚一实，在比兴中运用对照，抒发出满腔怨艾、愤懑、悲楚之情。“素”与“青”字面上淡彩映衬，加重了清冷的情感气氛，“惟与”和“不饶”将虚词和动词灵活地配合，也能曲尽情意。颈联写早梅不堪赠远。古代有折梅赠远的风习。上句暗用 《荆州记》 的典故：“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范诗曰：‘折花奉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梅是报春的花，现在所开非时，不适合于赠远，所以说“虚盈手”。两句意谓早梅虽盈手在握，但还不到冬末早春，不能送给自己所怀念的远人，反而使自己增添伤离肠断之情。这里的“伤离”，意含双关，既指与朋友远离，又含与梅花离别。如果说，前两联诗人还只是含蓄隐约地在物象中融入哀怨之情；那么，这一联诗人已抑止不住写自己伤心迸泪，愁肠欲断了。从写法上看，这一联同样是运用虚实对照。上句说虽有盈手的梅花，然未堪用以寄远，是虚。下句说早梅盈手在握，反教人伤离肠断却是实的。这样，中两联意脉更显得紧密关连。可见诗人构思谨严，笔墨精细。

末联总收一笔。“早秀”，早开。“年芳”，指一年中适时而开的花。这两句倒装，意思说： 梅花未及报春，不能等到新年开放。虽早秀而香艳非时，究竟是为什么呢？诗人在尾联点出全篇主旨，伤叹自己才名早著而所遇非时。这与 《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中“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的寄兴颇相类似。

纪昀评这首诗“寓慨颇深，异乎以逃虚为妙远。” (同上) 指出诗中有寄托，有充实的人生体验，寓慨深长，不同于那些空泛咏物之作。周振甫先生认为，李商隐的咏物诗，大都是借物抒怀或托物喻志的。但在写法上有两类： 一类是全篇物我一体，句句写物，又句句写己；意蕴非常含蓄，如 《柳》、《野菊》 等。这一类诗数量较少。另一类是物我交错，即诗中有几句是写物，有几句写己，是交错的。这一类诗数量较多，如著名的《蝉》、《流莺》、《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等。(见 《李商隐选集· 前言》)本篇即属第二类。诗中一、二、四联都是写梅，梅中有己，但还是咏梅；三联写己，却是紧密结合着早梅来抒情。咏物，贵在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即是说，既不能纯客观地描摹物象，又不能离开物象空泛地抒情；既不能粘着在物象上，又不可脱离物情物态。李商隐这首诗是达到这种艺术境地的。诗中正面描绘早梅美艳芬芳只有首联，颔联已是借助霜月烘托早梅所遇的恶劣环境，表现早梅所受的摧残；颈联重在咏怀，尾联则以抒情之笔咏物。全篇均以唱叹出之，没有一笔是粘滞于物象上作穷形尽相的刻划。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指出，李商隐的诗，主要采用“以心象为主体的主观化和客观化的交融”的艺术表现方式，既不同于李白 “多直接抒情，而以客观事物作陪衬，主体处于支配地位”，也有别于杜甫“多寓情于景物或叙事之中，主观感情尽量通过对景物或事件的忠实描写加以体现” (《李商隐诗选· 前言》)，见解颇精当。正是这种“以心象融铸物象” 的基本艺术表现方法，决定了李商隐的咏物诗多采取移情于物，以神写形的手法，但却收到语简而精、空际传神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