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校】
        “自然之舌言情”手稿本作“自然之笔写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手稿本无,而作“后此如《冰蚕词》,便无余味(此九字又自行删去),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这一则专门论清康熙朝满族词人纳兰性德(字容若)。樊志厚《人间词乙稿序》云:“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值得与此则相参。清代词人唯纳兰性德博得王国维的高度评价。同时的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后来的蒋春霖、项鸿祚等词人虽然都享有盛誉,但是在王国维眼中,都不足以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
        纳兰性德的确是清代词坛上的“天才”,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清词坛盛行长调,纳兰词则小令占绝对多数;清代词人普遍学南宋,纳兰则学唐五代北宋;清词多追求绮丽雅致,纳兰则明白如话,天真自然。纳兰性德是性情中人,营救吴兆骞一事,就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情至性,传为千古佳话。同样,纳兰性德的词,也是那颗真纯的、敏感的、年轻的心灵的如花绽放。
        纳兰性德词风近于南唐五代,是后人的共同看法。郭麐《灵芬馆词话》说:“唯《饮水》一编,专学南唐五代,减字偷声,骎骎乎入《花间》之室。” (卷一)这只对了一半。说纳兰专学南唐五代是不错的,但纳兰与《花间》之秾艳绮错决不相似。陈其年说:“《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冯金伯《词苑萃编》引)纳兰性德词风的确近似于南唐李璟、李煜二主。出身于贵族之家,身为大学士明珠之子,又任康熙帝侍卫,且是生活在日益隆盛的康熙朝,但纳兰却怀着与亡国之君李煜一样的情怀,这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生命却一再发出对人生命运问题的深邃叩问:“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南歌子》)“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霜天晓角》);“慧业从来偏命薄”(《湘灵鼓瑟》);“高才自古难通显”(《金缕曲》)。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心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负担,穿越繁杂浮华的现实表面,而去思考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难道是“天启”?王国维是运用叔本华的“天才”理论来认识纳兰性德的: 纳兰性德不必多阅世,他具有明亮的世界眼,是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是“普照世界的太阳”,因此能将“亿万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人们在由于永远重现而相同的境遇中曾遇到的、将感到的一切”通过“词”艺术地呈现出来。因此王国维在这里特别强调纳兰性德的“自然”,说他没有濡染汉人风气,还保存着一颗“赤子之心”。
        “自然”,是古代文学评论的重要范畴,钟嵘《诗品序》提出“自然英旨”,李白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古风》),形象地展现了自然美。词论中如陆辅之《词旨》说:“词不用雕刻,刻则伤气,务在自然。”应该如“莲子结成花自落”一样。李渔《窥词管见》说:“词语贵自然。”自然美与镂金错彩的雕饰、字斟句酌的锻造、锤心钻肾的冥搜都不相同,而是伫兴而就,遇物辄书,率真直寻。王国维这里说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也就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的意思,其“自然”二字,既与传统诗词理论中的“自然”范畴一脉相承,也附着了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新意义,“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就是叔本华所谓的“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完全摆脱意志的劳役,撤销自己的主观偏见,而以纯粹的直观,直透宇宙人生的本相。顾贞观说:“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正是说,纳兰性德词道出了人类普遍的悲哀。
        但是,王国维说纳兰性德之所以是天才词人,是由于他“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这是有片面性的。说纳兰性德未沾染词人习气,未被“文学上之习惯”扼杀天性,那是可以的;若说纳兰“未染汉人风气”,那怎么能将汉文学系统中的“词”写得如此高妙?且与事实也不相符。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说:
        
        自幼聪敏,读书一再过即不忘。善为诗,在童子已句出惊人。久之益工,得开元、大历间风格。尤喜为词,自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家为词者皆归之。
        
        纳兰性德的确具有诗人的天赋,但他的诗词成就与后天的读书、阅历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特别是他“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这种取舍态度和他的词风之间是相对应的。据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七所述,纳兰性德曾说:
        
        《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纳兰性德大约也是李后主一类的人物,故而能够异代同情,千古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