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
“唐季五代”,朴社本、《国粹学报》本均作“唐宋五代”。手稿本作“唐季五代”。查陆游《跋花间集》亦作“唐季五代”,从之改。
“然谓词必易于诗”,手稿本作“然谓词格必卑于诗”。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手稿本作“唐季五代之词独盛,亦由此也”。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国粹学报》本作“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此也”。
《渭南文集》中,陆游跋《花间集》,凡两则。第一则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指斥唐末五代的词人不能挽救衰世,施实利于生民。这与王国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的超功利文学观是相违背的,故而王氏不录。这里所录陆游跋,是第二则,说唐末五代诗卑俗,而词简古可爱。王国维曾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对唐末五代诗词的轩轾态度,与之相近,故而录之。
而四库馆臣对于陆游此论不以为然。在《四库全书总目·〈花间集〉提要》中辩驳说:
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库馆臣之意是说,诗高词卑,作诗比作词更难,唐末五代人学力有限,故而作诗不及初盛唐,唯擅长较为容易的词。对于此种解释,王国维不能信服。他质疑说:“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词与诗,孰难孰易?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仅就音律来看,李清照《论词》说过:“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比律诗更多限制,不见得就容易于律诗。实际上唐末五代以来的作者,或偏擅于诗,词却非本色;或偏擅于词,诗则不工,各有所偏。
那么,到底“五代词之所以独胜”的原因是什么呢?王国维引用明末陈子龙(字卧子)的话来解释。陈子龙所言,出自他的《王介人诗余序》。原文是这样的: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制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所及。
陈子龙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对于宋词之兴给予合理的解释,即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的欢愉愁怨之情总是存在的,压抑不了的,总是需要发泄的,于是通过词这种形式抒发出来,造就了词体之盛。但是,将这个逻辑推理扩展,去解释五代词之独盛,是牵强的。因为唐末五代的诗歌并非“言理而不言情”。王国维似乎也看到这个推论的问题,故而有意删去“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一句,突出强调“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造成五代词独盛的原因,与他重视词的抒情性,强调“不平则鸣”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将“五代词之所以独盛”仅仅归结为“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牵强的。
其实,词这种文学体制在唐末五代趋于兴盛,应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一、 词作为新兴的诗体孕育于南北朝,产生于隋,成熟于中晚唐,有一个在民间孕育,由文人发展提升的过程。晚唐五代时,文人普遍爱好填词,本来已显示生机的诗体,在文人手中获得极大的提高、升华。二、 晚唐五代从社会环境来说,是个特定的时代,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上层贵族纵情声乐,文士生活的娱乐化,等等,都促使“词”这种适应城市文化消费形式的文体的兴盛。三、 胡乐和华夏音乐相互吸收借鉴而形成的燕(宴)乐,隋唐以降日益流行,词就是随燕乐而起的一种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不是“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简单一句就可解释得了的。
词在五代之“盛”,后世少有异辞。如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就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卷二)但是,词是否五代“独”盛?实不尽然。这其实是王国维个人的词史观。他评批《词辨》时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在《人间词话》的其他部分,王国维还说过“北宋风流,渡江遂绝”; “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之类的话。很明显,与他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相一致,对于词史,他称赏唐末五代北宋词,贬斥南宋词,唯独辛弃疾除外。王国维的词作,也是与五代北宋为近。
放在清代的词学史上来看,王国维这种尊北宋贬南宋的词学观,是独特的,甚至是偏执的。清代词学多尊南宋,如朱彝尊就推崇姜夔,有“词至南宋始工”的论断,郭麐《灵芬馆词话》誉为“不易之论”。乾隆、嘉庆年间,浙西派主张学词从玉田(张炎)入手,常州派强调从碧山(王沂孙)入手。清季词学,王鹏运学碧山、东坡,郑文焯学白石(姜夔)、耆卿(柳永)、朱祖谋学梦窗(吴文英)、清真(周邦彦),况周颐学梅溪(史达祖)、方回(贺铸),基本上是取径南宋。王国维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被时人所宗奉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山、张炎,给予苛刻的贬斥。当然,这只是王国维个人的品味爱好,不足以成为文学史定论。王国维论词,更偏重于词的抒情性特征,对于词的音律技法较少关注。而词呢,“北宋盛于文士,南宋盛于乐工”,在“艺”与“技”两者之间的确各有偏擅,因此王国维的这种偏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联系创作来看,王国维留下的一百余首词,小令占绝对多数。“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朱彝尊《鱼计庄词序》),这是历代词家的共同认识,连朱彝尊都这么说,那么,王国维论词偏好北宋,是很自然的。
不过,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引张孟劬语,说王国维“晚年亦颇自悔少作”。1925年,王国维答应重新出版《人间词话》时,给陈乃乾写信,其中也强调“但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自悔少作”的心情的话,可能是晚年作为学者的王国维,觉得早年自己的词学评论在南北宋词的轩轾上,还是不够审慎的。
“唐季五代”,朴社本、《国粹学报》本均作“唐宋五代”。手稿本作“唐季五代”。查陆游《跋花间集》亦作“唐季五代”,从之改。
“然谓词必易于诗”,手稿本作“然谓词格必卑于诗”。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手稿本作“唐季五代之词独盛,亦由此也”。
“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国粹学报》本作“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此也”。
《渭南文集》中,陆游跋《花间集》,凡两则。第一则说“《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指斥唐末五代的词人不能挽救衰世,施实利于生民。这与王国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的超功利文学观是相违背的,故而王氏不录。这里所录陆游跋,是第二则,说唐末五代诗卑俗,而词简古可爱。王国维曾说:“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对唐末五代诗词的轩轾态度,与之相近,故而录之。
而四库馆臣对于陆游此论不以为然。在《四库全书总目·〈花间集〉提要》中辩驳说:
文之体格有高卑,人之学力有强弱。学力不足副其体格,则举之不足;学力足以副其体格,则举之有余。律诗降于古诗,故中晚唐古诗多不工,而律诗则时有佳作。词又降于律诗,故五季人诗不及唐,词乃独胜。此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有何不可理推乎?
四库馆臣之意是说,诗高词卑,作诗比作词更难,唐末五代人学力有限,故而作诗不及初盛唐,唯擅长较为容易的词。对于此种解释,王国维不能信服。他质疑说:“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词与诗,孰难孰易?的确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仅就音律来看,李清照《论词》说过:“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比律诗更多限制,不见得就容易于律诗。实际上唐末五代以来的作者,或偏擅于诗,词却非本色;或偏擅于词,诗则不工,各有所偏。
那么,到底“五代词之所以独胜”的原因是什么呢?王国维引用明末陈子龙(字卧子)的话来解释。陈子龙所言,出自他的《王介人诗余序》。原文是这样的: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制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所及。
陈子龙从他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对于宋词之兴给予合理的解释,即宋诗“言理而不言情”,人的欢愉愁怨之情总是存在的,压抑不了的,总是需要发泄的,于是通过词这种形式抒发出来,造就了词体之盛。但是,将这个逻辑推理扩展,去解释五代词之独盛,是牵强的。因为唐末五代的诗歌并非“言理而不言情”。王国维似乎也看到这个推论的问题,故而有意删去“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一句,突出强调“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造成五代词独盛的原因,与他重视词的抒情性,强调“不平则鸣”的文学观念是相一致的。但是将“五代词之所以独盛”仅仅归结为“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是牵强的。
其实,词这种文学体制在唐末五代趋于兴盛,应该是多方面原因综合的结果。一、 词作为新兴的诗体孕育于南北朝,产生于隋,成熟于中晚唐,有一个在民间孕育,由文人发展提升的过程。晚唐五代时,文人普遍爱好填词,本来已显示生机的诗体,在文人手中获得极大的提高、升华。二、 晚唐五代从社会环境来说,是个特定的时代,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上层贵族纵情声乐,文士生活的娱乐化,等等,都促使“词”这种适应城市文化消费形式的文体的兴盛。三、 胡乐和华夏音乐相互吸收借鉴而形成的燕(宴)乐,隋唐以降日益流行,词就是随燕乐而起的一种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不是“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简单一句就可解释得了的。
词在五代之“盛”,后世少有异辞。如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就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卷二)但是,词是否五代“独”盛?实不尽然。这其实是王国维个人的词史观。他评批《词辨》时说: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稼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
在《人间词话》的其他部分,王国维还说过“北宋风流,渡江遂绝”; “唐五代北宋之词,可谓生香真色”之类的话。很明显,与他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相一致,对于词史,他称赏唐末五代北宋词,贬斥南宋词,唯独辛弃疾除外。王国维的词作,也是与五代北宋为近。
放在清代的词学史上来看,王国维这种尊北宋贬南宋的词学观,是独特的,甚至是偏执的。清代词学多尊南宋,如朱彝尊就推崇姜夔,有“词至南宋始工”的论断,郭麐《灵芬馆词话》誉为“不易之论”。乾隆、嘉庆年间,浙西派主张学词从玉田(张炎)入手,常州派强调从碧山(王沂孙)入手。清季词学,王鹏运学碧山、东坡,郑文焯学白石(姜夔)、耆卿(柳永)、朱祖谋学梦窗(吴文英)、清真(周邦彦),况周颐学梅溪(史达祖)、方回(贺铸),基本上是取径南宋。王国维则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被时人所宗奉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山、张炎,给予苛刻的贬斥。当然,这只是王国维个人的品味爱好,不足以成为文学史定论。王国维论词,更偏重于词的抒情性特征,对于词的音律技法较少关注。而词呢,“北宋盛于文士,南宋盛于乐工”,在“艺”与“技”两者之间的确各有偏擅,因此王国维的这种偏好,也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联系创作来看,王国维留下的一百余首词,小令占绝对多数。“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朱彝尊《鱼计庄词序》),这是历代词家的共同认识,连朱彝尊都这么说,那么,王国维论词偏好北宋,是很自然的。
不过,龙沐勋《研究词学之商榷》引张孟劬语,说王国维“晚年亦颇自悔少作”。1925年,王国维答应重新出版《人间词话》时,给陈乃乾写信,其中也强调“但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如果真的存在这种“自悔少作”的心情的话,可能是晚年作为学者的王国维,觉得早年自己的词学评论在南北宋词的轩轾上,还是不够审慎的。
发布时间：2019-06-04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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