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

        【校】
        手稿,四个“敝而”,原作“敝而后”,作者自行删去“后”字。
        “习套”,手稿本作“陈套”。“故遁”,作“故往往遁”。“以自解脱”,手稿作“以发表其思想感情”。
        “始盛中衰”,手稿作“始盛终衰”。“后不如前”,手稿作“今不如古”。
        “始盛终衰”,朴社本作“始盛中衰”,从手稿和《国粹学报》本改。
        
        此则所言,是王国维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文体论的角度揭示出一切文体都存在“始盛终衰”的命运。所谓“四言敝而有《楚辞》”云云,是基于《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观之上的。在王国维之前,顾炎武也曾谈及这个问题。在《日知录》里,顾炎武曾提出“诗体代降”的文学史现象:“《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卷二十一)王国维着意于文体之“敝”,顾炎武着意于时势之“降”,是有相通之处的。
        为什么任何一种文体都会生“敝”?王国维的解释是,文体通行既久,文人染指遂多,形成习套,后来者即使是豪杰之士,若从事此文体创作,也难以摆脱这个习套。文体习套,是平庸者的温床,却是天才的陷阱,束缚住文学家标举个性的创造精神。所以《人间词话未刊手稿》里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文体一旦形成“习惯”、“习套”,其生命力就日益枯竭了。所以明万历年间的袁宏道疾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顾炎武解释诗文之所以不得不变时说:“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这也是对沿袭既久,而产生的习套惰性的警觉,与王国维所论,值得并读。
        “始盛终衰”,不是悲观的历史没落论。穷则变,一种文体之“衰”,恰好是在为另一种新文体的诞生、兴盛孕育着土壤。当有“豪杰之士”觑定一种富于新机、哪怕还很稚弱的新文体,“以自解脱”,“自出新意”时,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始盛终衰”的文学史观,体现出对创造力,对摆脱依傍、自我创新的精神的召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当然,在王国维之前,焦循就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对他有所启发,但王国维此论更是他自己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独特总结。他研究戏曲,致力于元曲,对于明清戏曲以后评价偏低;研究词,主要用心于宋人之词,褒扬五代北宋而贬斥南宋,都蕴涵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始盛终衰”的历史判断。
        “始盛终衰”中蕴涵的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命题不可看得过死,南宋之词、明清之曲,真的是“终衰”吗?好像不能如此武断。再拿小说来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史漫长,从时间上来说,《红楼梦》也算得上是古典小说史的“终”了,至少不是“始”,但王国维不是也称赞它为“绝大的著述”吗?
        王国维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发生影响的。至少,从胡适的文学史观念中可以寻绎出王国维的影子。胡适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词选》之《论词的起源》的初稿,曾送呈王国维,请他指正,足以说明胡适对王国维词学研究的钦慕。在《词选自序》中,胡适有一段话,几乎就是王国维“始盛终衰”论的翻版: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 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