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如观一幅佳山水，而即曰此某山某河，可乎?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校】
        手稿本,“不能以题”作“不独能以题”。“如观一幅佳山水……可乎”,手稿本作“其可笑孰甚”。手稿本有数句:“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遗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作者自行勾乙。
        
        诗词是先有题后有诗,还是先有诗后有题?这关涉到两种不同的创作机制。后代如奉和应制、赠答酬唱之类诗篇,一般是先有题后有诗,虽然未尝没有佳章,但多是“为文而造情”,相题而作,较多束缚。而早期的诗歌如《诗三百》、《古诗十九首》等,都是无题的,后代作诗通常的情况是诗成之后,始拟题目: 这类作品是“为情而造文”,是称情而言,伫兴而就的结果。
        词是一种和乐的诗,因此须有词调。早期的词,调即是题,如《花间集》中,《女冠子》则咏女道士,《河渎神》则为送迎神曲,《虞美人》则咏虞姬。这就像最早的乐府诗,乐府诗所咏的内容与乐府诗题是一致的;后来渐渐分离,没有意义上的关联。北宋早期,有少数词于词调之外加上小题,如“感兴”、“春思”、“春景”、“留别”、“乙卯吴兴寒食”、“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等,这些题目一般是交代时、地、对象,点醒意旨,是词作成之后加上的。至苏轼词,有的补上小序,简述作词的情境缘由等,内容与词本身绝不重复。至姜夔词,不仅有题有序,且序也加长了。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批评说:“白石好为小序,序即是词,词仍是序,反复再观,如同嚼蜡矣。” 至《花庵词选》和《草堂诗余》,则增入“闺情”、“闺思”、“四时景”等题,深为可憎。王国维这一则也是批评诗词相题而作。伟大的诗篇,是对人生实相的直观,揭示的是人类的普遍的感情,因此不应该设立题目,将读者的欣赏限制于一花一草、一物一事。
        关于词“题”的问题,过去的词话中也曾有相关论述,如清人先著在《词洁发凡》中说:“苟情景融洽,则披文得貌,可探其蕴,亦不必一一有题。”后来,赵尊岳《珍重阁词话》也说:“作词贵将笔提空。若泥题为之,无论如何,必板必滞。”先著是从鉴赏角度说的,一首词作成以后,如果作者之意旨并非过于隐晦,读者可以“披文入情”的话,那么作者就不必要画蛇添足,补上题目;赵尊岳是从创作角度说的,词人创作应该是即物兴感,称情发兴,不应该预先设置题目,自缚手脚。他们所说的,都有其合理性,值得与王国维的“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相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