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校】
        手稿本,“妆束”作“装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数句,手稿本作“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是王国维文学评论的重要主张之一,是衡量古今诗词的基准。“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王国维《曲录自序》),因此他的《宋元戏曲史》也衡此标准以论元曲。其中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与《人间词话》此则所言,别无二致。言情、写景、述事,都属于艺术表达的层面,它们都建立在“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基础上,“见”和“知”,是指诗词作者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深入其境,对对象进行审美的直观,透过个象而达到对本相的直观领会。境界呈现于吾心以后,才有如何“言情”、“写景”、“述事”等问题。
        
        “写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是传统诗文理论的固有思想。陆机《文赋》说创作过程“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情感越来越鲜明,意象越来越明朗。刘勰《文心雕龙》所谓“随物宛转”(《物色》)、“怊怅述情”(《风骨》)等说法,都是说表现外在景物尽可能地贴切逼真,表达内心情感努力做到深挚亲切。李渔《窥词管见》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
        分开来说,写景,欧阳修《六一诗话》述梅尧臣论诗语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可以借此解释王国维所谓的“豁人耳目”,也即所写之景,是感性直观的对象。
        写情,沈谦《填词杂说》:“词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能令读者有身历其境惝恍迷离的移情之感,就是沁人心脾的境地。王国维说“言情也必沁人心脾”,除了写情明朗真切外,另一层含义是诗词写出人类的共同情感,因而能够在不同读者中产生共鸣,获得沁人心脾的效果。王国维《苕华词又序》说,真正的大诗人,“又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只有超越一己之私,上升到对人类普遍感情的揭示,诗词才能给予人们以心灵的慰藉。天才的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人间嗜好之研究》),这才能真正做到沁人心脾。
        王国维又说:“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也就是说诗词之语言,应该明白如话,亲切自然。这与他尚自然的文艺观念是相一致的,可谓之“自然语言观”。此前,李渔《窥词管见》论词之语言表达说:
        
        作词之家,当以“一气如话”一语认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如话”则勿作文字做,并勿作填词做,竟作与人面谈。又勿作与文人面谈,而与妻奴臧获辈面谈。有一字难解者,即为易去,恐因此一字模糊,使说话之本意全失,此求“如话”之方也。
        
        诗词语言的“雅”“俗”问题,是宋元以降文论中的重要话题。很显然,李渔是站在“尚俗”立场的。《仲雪亭词论》也说:“作词,用意须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头。”“如在人口头”,就是王国维所谓“脱口而出”、“如其口出”的意思。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
        
        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这完全是从语言角度来评价元曲的革新意义。的确,宋词、元曲,仅仅从文学语言学角度看,也是传统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不避俚俗,通乎庶氓,实是“新文体”、“新言语”。而传统士大夫对于这种“新俗”,有不少人是持抵制批评态度的,而王国维能给予热情的肯定,赞其“足以当一代之文学”,真不愧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①。
        
        〔注〕 ① 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