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校】
        手稿本,“投赠”后有“怀古咏史”四字,“粉饰”作“装饰”。
        
        美刺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后来,“善者美之,恶者刺之”;“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重视诗歌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功能,一直是传统诗歌创作和理论的重要原则。《论语·阳货》:“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投赠之篇,属于“可以群”,古人往往通过相互投赠诗文,以诉述己怀,表达慰勉,等等,这是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其中也不乏谄谀献媚之作。
        但是,王国维却从超功利审美主义文学观出发将之一概否定。王国维主张艺术独立论,反对艺术谋求现实功利,他认为艺术所志者,是真理,是人类永恒的福祉,而非现实的实际功利。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他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这里的“美术”,就是指艺术。“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确是传统诗歌的一部分重要主题。王国维则认为这只是历代诗人托以自解免的手段。他提倡“纯粹美术”,感慨传统文艺不能从功利主义中超脱出来,无独立价值,故而不发达。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强调美的超功利性说: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非存乎其外。
        
        基于这个原则,他批评功利主义文学,认为“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讽刺“餔餟的文学”、“文绣的文学”,决非真正的文学;甚而至于说:“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文学小言》)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王国维曾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等文学革新运动,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认为这是亵渎文学之神圣。王国维过于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就算王国维是超功利审美主义者,但在那个昏聩腐朽的时代里,他也不能将这种文学观坚持彻底。在《去毒篇》里王国维分析国人为什么戒不了鸦片,就是因为感情空虚,无以慰藉。因此需要提倡美术,以治疗国人感情空虚的疾病,这才是“禁鸦片的根本之道”。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里,王国维论音乐教育说:“唱歌科之补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词)。虽有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可见,他是重视文学满足感情需要,陶冶品性等功能的,当然,这与传统“美刺”功能不是一回事。
        王国维把“美刺投赠”和“游戏事业”对立起来,这实际上体现出两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对立。“美刺”论,是属于传统的政教伦理文学观念,注重文学的现实功能,希望诗文对于政治生活、社会伦理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而王国维的文学观,则是从西方而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观,视文学为超功利的游戏。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此是彼非的独断。审美主义文学观,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当前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美刺”论,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是否就过时了呢?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就不需要重视文学对于现实的干预、介入了吗?我看并非如此。传统的“美刺”论,同样揭示了诗词的属性和功能,有其合理性。应该说,这两种文学观念虽然相互对立,但可以相互并存,相互补充,在不同的时势中发挥各自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