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邨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邨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这条评学人之词。清代随着考据之风大盛,学问化的倾向也反映到诗词的创作中,形成所谓学问诗、学问词。学问诗可以翁方纲为代表,因为他提倡“肌理说”,对于诗歌学问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一时诗风。但是,代表清代学问诗最高成绩的,论者都以为是顾炎武,人称他是学问诗人之首。关于学问词,在浙西词派早期已经露出端倪,他们向往南宋词,在慢词长调中多遣使典故。以后更逐步明显,如厉鹗的作品,就有更多融学问于词的显然痕迹,再后来的词风受到乾嘉学风的左右就更加普遍了。常州词派所以标举“言内意外”、“比兴寄托”,部分的原因也是对词人填词过于卖弄学问,以至遗失了词意这颗“玄珠”,进行纠拨。然而,学问词并未因此而中断延续,心襟高远、思考深邃者,转而将学问与寓托结合起来,实现了浙西与常州二派词某种程度的汇通。近代学问词人正表现了这样的特征。谭献、朱孝臧、王鹏运等无不如此,所以有近代“学人之词”一说。
        王国维对谭献、朱孝臧、王鹏运三人的词进行了比较,尤其对朱孝臧词的风格特点作了仔细分析,并且极力突出他的创作在近代“学人之词”中的地位。
        谭献是近代重要的词学批评家,出入于浙西、常州两派之间,以浙派词人而传常州派衣钵,对于两派词学在近代衍续发挥了作用。他论词重比兴寄托。所作词编为《复堂词》三卷、《复堂词录》十卷。小令、长调皆有胜作,缘情造端,“意内言外,有要眇之致”(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一)。王国维以“深婉”二字概括他优秀的词作,“未刊稿”第二七条又评他《蝶恋花》词“寄兴深微”。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遐,号半塘、鹜翁,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以举人官至礼部给事中,晚年主掌扬州仪董学堂。他精于词学,辑《四印斋所刻词》。所作词编为《半塘定稿》二卷、《剩稿》一卷。他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清季四家”,被视为领袖时流的一位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八条对他和冯延巳《鹊踏枝》十首非常欣赏,认为是王鹏运写得最好的词,说:“郁伊惝怳,令人不能为怀。”也是欣赏他思致隐约,含义幽远一类作品。
        王国维在这里评论的重点是朱孝臧。朱孝臧(1857～1931),又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广东学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他交友王鹏运后始专力词学,辑有词籍多种,以《彊邨丛书》最著名。著有《彊邨语业》、《弃稿》等。他填词学吴文英,旨远言近,深而不晦,王鹏运以为能“真得”吴文英之“髓”(见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二引语)。王国维则指出,朱孝臧虽学吴文英,“情味”反而青胜于蓝。王国维自称在南宋词人中,“最恶梦窗、玉田(张炎)”(陈乃乾录自观堂旧藏《词辨》眉间批语),他对吴文英词的批评也屡屡可见。这里他对吴文英、朱孝臧词作比较,得出的结论与王鹏运不同。他更指出,朱孝臧作词不仅学吴文英,而且也借鉴了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华”,以及姜夔的“疏越”,所以能不受吴文英词格局的限制。前人批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词源》)。而“高华”、“疏越”正是以内在的气韵流动对这种词风进行弥补。王国维以上分析颇有中肯之处。
        谭献、朱孝臧、王鹏运三人词都有共同的一面,就是他们都是学人之词,所作融学问与兴寄为一。王国维认为,其中以朱孝臧的成就最高,谭献其次,王鹏运最末。本来给作者安排先后序次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公说婆说无法一致,每种说法都会有几分根据和道理,然而又都很难得到人人首肯。所以,王国维以上的序次,也是一家之说。
        其实本条评语除了以上显著的意见之外,作者还流露出对“学人之词”整体不甚满意的态度。前面的话比较三位词人高低优劣,重点揄扬朱孝臧,称他的创作是学人词的“极则”,“然”字一转,带出“古人自然神妙之处,尚未见及”,以此作为对朱孝臧本人,也是对该派词人的总鉴定,力重千斤。整条评语或伸或屈,或抑或扬,局部详写长处,全体一笔贬落,运笔极有进退起伏。就批评文字写得老到和曲尽其意而言,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堪称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