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清邃阁是朱熹的书斋名,王国维引用的这句话,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该卷多是朱熹论诗歌、文章的语录。朱熹原文在“古人”后有“诗中”二字,“这般”后有“诗”字。此外,在王国维引用的话后面,朱熹接着还说:“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林’;‘暖日薰杨柳,浓阴(一作春)醉海棠’,他是什么句法?”陈与义“乱云”二句出自《岸帻》诗,“暖日”二句出自《放慵》诗。这些诗句对仗工整,写景如画,它们被诗人镶嵌在律诗中,好比是全诗的句眼,不仅本身是醒目的景句,饶有胜致,而且还为整首诗增添了光泽。《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提到的陈与义佳句还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怀天经智老因访之》);“相逢京洛浑依然,惟恨缁尘染素衣”(《和张矩臣水墨梅五绝》之三)等,也都是语意皆妙的诗句,历来受人们赏爱。宋人以文为诗至极端,提炼不够,致使不少作品失却精彩,缺少了诗味。朱熹对这样的诗风感到不满意,所以要求诗人加强谋篇,构造佳句,避免一味直写。他提出,应当向唐以前的古代诗人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同时他也肯定陈与义这样的当代诗人在创作中善于调动句法、组织警句的特点。总之,朱熹希望诗人不要避难就易,不要贪快求多,而是要刻苦写出好的诗句,优秀的诗篇,却又不能像陈师道那样闭门觅句,而是要得之实际,出于自然。
        王国维谈到填词篇与句的关系,以篇、句皆佳为理想,以“有句无篇”、“有篇无句”为偏胜,为不足(参见“未刊稿”第四一条)。他在这里,借着朱熹古诗有句、宋诗无句的话,用它来划分北宋词和南宋词的区别,并作为对南宋词,尤其是对张炎、周密词“无句”现象的批评。
        北宋以前的词大都篇制短小,有的刚从近体诗脱胎出来,有的还保持着某些民间词清新的气息,所以,近体诗人注重炼句的传统,民间词人巧妙构句的艺术,都对词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那时词人普遍重视构造佳妙的句子,作为一篇的精彩。随着长调慢词不断增多,特别是南宋以后,词几乎已经成为长调的天下,这时候,人们填词更加注重词的音律要求,以及对词通篇的谋思,佳句的重要性有所降低。这个道理与短小的绝句、律诗每多佳句,而长篇古诗佳句反而减少,很有相似之处。当然,这并不是说南宋词就是真的“无句”,事实上,南宋词被后人吟诵、引用的好句子还是很多,只不过因为北宋词更加普及,名句的引用率更高,所以显得南宋词名句不如北宋词多罢了。所以王国维以上的印象虽有其产生的一定原因,并非绝对可靠。
        张炎、周密的词学都出自杨缵,在重音律、求声调方面二人都有相同的看法。这是王国维将他们放在一起批评(“未刊稿”第三三条也是)的一个原因。他们二人填词,注重整篇的完善更甚于对局部的佳句的锻求,如张炎《解连环》(孤雁)虽无特别精彩的句子,而通篇警策,寓托深密,周济称赞它:“以意贯串,浑化无迹”(《宋四家词选》)周密的词也相类似,如他的《花犯》(“楚江湄”)明咏水仙,暗悼失君亡国,缱绻婉转,“一意盘旋”(周济《宋四家词选》),虽然没有名句,却不妨其为佳作。所以,若用“无句”指他们词的一般现象,虽然并不完全妥当,毕竟还无大碍;若将这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用之于词学批评,就未必妥当了,因为“有句”、“无句”并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条件。无论诗歌还是词,有好句在其中,诚然可悦,但是论作品之高下,尚须从整体上分析其意、句、字三者是否和谐完美。宋人黄子肃《诗法》说:“故意也、句也、字也,三者全备为妙悟,意与句皆悟而字有亏则为小疵,若有意无句,则精神无光,有句无意,则徒事妆点,句意俱不足而唯一字求工,何足取哉!”(引自吴景旭《历代诗话》卷六十七)讲得很有道理,对词也适用。我国汉朝诗歌自然浑成,不以警句见长,魏晋以后逐渐锻炼句子,而近体诗更大力发展了这一倾向,以致有“句眼”(一首诗的妙句)之说,其优点自不待言,然古人浑成气象也就减少了。诗人工于求巧,有时反而斫伤了自然气韵,得不偿失。人们对于填词“有句”、“无句”,虽然应当知道创作中有此一说,但是作为词学批评,对此正不必太执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