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而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这条词话也是批评张炎、周密的词,批评的角度与“未刊稿”第三二条有所不同,前面是批评张、周二人的词无句,这一条是批评他们词境枯槁。　　
        王国维也是先引用朱熹的话。朱熹原话是:“欧公大段推许梅圣俞所注《孙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见欧公有不公处。或曰: ‘圣俞长于诗。’曰: 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 ‘其诗亦平淡。’曰: 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朱熹指出,欧阳修过分推许梅尧臣,不够公允。这不仅是指欧阳修对梅尧臣注《孙子》的成就抬得太高,不恰当,而且,他反驳梅尧臣“长于诗”、诗风“平淡”的说法,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其实也是针对欧阳修的。欧阳修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梅圣俞诗集序》,文中流露对梅尧臣遭遇的深切同情,并高度评价他的诗歌,用“穷而后工”一语作为称赞。欧阳修又在《六一诗话》将梅尧臣诗歌的风格总结为,“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可见,上引《朱子语类》这段话都是针对欧阳修评梅尧臣而发的。朱熹表示,他不同意欧阳修意见,认为梅尧臣的诗歌不见得好,也谈不上平淡,只是枯槁而已。朱熹是一个有眼光的批评家,对文学发表了许多敏锐的意见,他批评梅尧臣的诗歌也有其一定依据,因为梅尧臣有的诗歌确实写得枯淡乃至枯槁。不过,平淡依然是梅尧臣诗歌显著的风格,如《东溪》:“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鲁山山行》:“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都平淡而充满了美。所以,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结大体是准确的。其实,朱熹自己也承认这点,他曾这样说:“然欧公诗自好,所以他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枯淡”介乎于“平淡”与“枯槁”之间,它显然是不同于被用作贬义词的“枯槁”,而且朱熹自己又明明肯定梅尧臣能于“枯淡”风格中包蕴诗意,这与他前面的批评自相矛盾。应该说,他后面这段话更有道理,也更加有说服力。
        王国维借用朱熹“枯槁”一语,用作对张炎、周密词的批评。“平淡”和“枯槁”都主要是与文采相对,指语言质实朴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平淡”是指“质”而能“绮”,“癯”而能“腴”的语言风格;“枯槁”则是片面的质直、瘦瘠、鄙野,缺乏丰足、悠远的内涵和韵致。如果用苏轼的话来形容,“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这可以比喻为是“平淡”,而“中边皆枯”,无疑就是属于“枯槁”(《评韩柳诗》)。或者也可以说,春兰秋菊是“平淡”,衰草颓枝是“枯槁”。王国维欣赏“生香真色”般的词(见“未刊稿”第二四条),“平淡”并不是他最肯定的风格,遑论“枯槁”。宋人张镃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仕学规范》卷三十二“作文”)这既说明了“平淡”与绚烂的区别,也说明了“平淡”与“枯槁”的区别。由此可知,“平淡”的主要特点是,老熟、高洁的内涵与朴实、淡雅的语言相统一。张炎、周密填词,虽然重视音律谐和,重视运用修辞手段,然而,他们的词作辞采稍嫌寂淡,有些甚至显得比较干涩,故王国维形容张炎词“玉老田荒”(“初刊稿”第五十条),“荒老”即是“枯槁”的意思。
        而且,王国维此处借用“枯槁”一词,似乎主要还不是着重从语言层面对张炎、周密的作品进行批评,而是偏重在词的内涵层面。在王国维看来,张炎、周密写的词大都感情苍白、含义淡薄,读后咀嚼不出什么味。他用“枯槁”批评他们的词,主要正是针对这一点。于是,“枯槁”就相当于“贫瘠”、“单薄”的同义语,它是偏重于指文学作品的含义和情愫,这与朱熹用“枯槁”批评梅尧臣诗歌主要指其语言成分,又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