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文天祥(1236～1282),原名云孙,字天祥,一字履善,号文山,吉水(今江西吉安)人。宋恭帝时,官枢密院,帝昺即位,授少保、信国公。抗元军,失败被俘,囚燕京四年遇害。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生平大节彪炳史书,一首《正气歌》慷慨悲壮,传诵不绝。文天祥也是词人,有《文山乐府》传世。他的作品词秀旨伟,显英雄烈士本色,不属于浅斟低唱,繁弦清歌。以往词学家很少将文天祥的作品纳入词史加以讨论,但是他的词自有不可磨灭的光彩,也得到某些有识见的词论家肯定。如陈霆说:“文文山词在南宋诸人中,特为富丽。”(《渚山堂词话》卷二)陈廷焯评道:“气极雄深,语极苍秀。其人绝世,词亦非他人所能到。”(《云韶集》卷九)刘熙载说:“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艺概》卷四)
        王国维对文天祥词的特点做出更加精要的概括,并且对他的地位重新作了突出肯定。他指出文天祥词的特点是: 风骨高,有境界。“风骨”是六朝评品人物、诗文、书画一个重要的用语,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对此有专门论述:“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峻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从正反两方面说明,有“风骨”美的文章,其风貌必定是明朗刚健、生动饱满的,不会让人觉得枯瘠,也不会让人觉得繁芜。文天祥词如《酹江月》(“乾坤能大”)、《满江红》(代王夫人)、《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皆气盛志强、慷慨悲壮,留下了词人在抗元事业中虽败犹荣的精神风采。“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酹江月》);“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念奴娇》),辞为情遣,端直有力,他的词多如此。王国维借用“风骨”二字作来概括,相当准确,这也正是南宋词比较缺乏的。文天祥写的多是抒情的词,发自肺腑,真真切切,这也满足了王国维提出的能写“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初刊稿”第六条)的定义。所以王国维对文天祥词的高度评价是建立在他自己的词学理论基础之上。他不满王沂孙(字圣与)、张炎、周密这些南宋末期音律派的词名家,认为与同时代的文天祥词相比,这些人远落在后面,这与词学史上的普遍意见很不一样。大概王国维对失败者、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往往抱一种强烈的同情之心,如果他们能够将自己感受到的悲剧意识转化为文学,他就会对这种文学流露出同情的欣赏。他评李煜的词“真所谓以血书者”、赵佶(宋徽宗)词《燕山亭》“亦略似之”(“初刊稿”第一八条),正反映了这种心理。他对文天祥词的评价,也含有同样的心理因素。
        在这条词话,王国维还通过对明初刘基与高启、杨基词的高低比较,来比拟文天祥与王沂孙、张炎、周密之间的差距。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弃官归田,入明任弘文馆学士,封诚意伯。著有《诚意伯文集》。他擅长诗文词,词集名《写情集》,流传下来的词作一百三四十首。叶蕃评他的词,“或愤其言之不听,或郁乎志之弗舒,感四时景物,托风月情怀,皆所以写其忧世拯民之心,故名之曰《写情集》。……其词藻绚烂,慷慨激烈,盎然而春温,肃然而秋清,靡不得其情怀之正焉。”兼有感慨激昂和清丽温煦两个方面特点,历来颇受推崇,《明词综》卷三评他“开明三百年风气”。高启(1336～1374),字季迪,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官翰林院国史编修官,诗才富健,著有《高太史大全集》。词有《扣舷集》三十余首,以才情胜。杨基(1326～?),字孟载,号眉庵,先世嘉州(今四川乐山)人,生于吴中(今江苏苏州),官至按察使,著有《眉庵集》。他的词今存七十余首,纤秾绵丽,也有新致。高启、杨基在明初词人中,其成绩也为人所瞩目,但品第在刘基之下,这是一般的看法。王国维用词史上对一部分词人有定论的评价比拟文天祥与王沂孙等人的高低品第,这是他论证的一种策略,也说明这条词话的重点是在前面一半。不过,这一结论似并未得到词学史家的认同,或许文天祥与王沂孙、张炎、周密的词本来就是不能简单排列先后序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