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声诗话》或名《李诗话》,作者李,生卒年不详,字希声,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曾官秘书丞。著有《李希声集》,已佚。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李希声诗话》约撰成于大观三年(1109)后,绍兴元年(1131)前。此书已佚,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从《诗人玉屑》等书辑录十七条,后又被发现数则。李是江西诗社成员。江西诗派论诗,讲究不俗,追求高格。如黄庭坚《跋书柳子厚诗》肯定“气格”“超绝”之作,他又在《书嵇叔夜诗》一文对“不俗人”下了这样的定义:“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陈师道《后山诗话》也说:“宁僻毋俗。”李受他们影响,论诗也重视立意,并以“风调高古”、避免“气格凡下”作为对诗人写诗的具体要求,这正是黄庭坚等江西诗派“不俗”诗论题中的涵义。李“古人(王国维误作“唐人”)作诗”这段话所表达的见解在江西诗派诗论中是有代表性的,曾被广泛征引,产生较大影响。《李希声诗话》还说:“有道之士,胸中过人,落笔便造妙处。彼浅陋之人,雕琢肺肝,不过仅然嘲风弄月而已。”也可以与以上这段话互相参阅,说的都是诗人胸襟与诗歌境界风调的关系。近代宋诗运动对江西诗派的不俗论也作了突出的强调,如何绍基《使黔草自序》在引用黄庭坚“临大节而不可夺”这段话后,说:“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三说:“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也。”可见江西诗派这种见解影响之深且远。词论中也有以俗为忌之说,如况周颐《惠风词话》卷一:“俗者,词之贼也。”。
王国维将李这种江西诗派论诗歌创作的主张用来论词,作为对“梅溪以降”词人的批评,实际上包括对史达祖(号梅溪),以及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南宋主流词人的批评。李的意思是说,诗歌如果能够达到“风调高古”,即使诗意与所咏之物看似不够切近,语言也好像比较疏阔,仍然是佳作;反之,如果写物微细毕现,高度准确,可是见识庸劣,气格卑下,毕竟是不入流的,让人感到厌恶,说明诗歌的精神高古或卑俗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重要因素。王国维论词首重“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刊稿”第一条),这里的“风调高古”其意思也相当于“境界”。他又着重以“神”而不是以“貌”区别作品的等次,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同上第三二条)“意远语疏”谓图貌不工整,“切近的当”谓状物精确,这些都是就“貌”而论,王国维认为如此并不足以决定一首词、一个词人的高低,唯有从“风调高古”即“神”的方面去辨别,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他批评史达祖等词人填词,技巧虽高,形容虽富,可是“混沌”的生命却因雕镂而失去,对此他大不以为然。王国维的这一批评,主要针对他们的咏物词。咏物词在南宋得到很大发展,如姜夔《暗香》、《疏影》二词,在词史极受推崇,《人间词话》则批评它们不免于“隔”,评价不高。姜夔以后,词人更是大力写作咏物词,史达祖尤为擅胜,刻画极其精细工巧,享有盛名。王国维借用李的话,对他们作了否定。这一批评在学者中有不同意见,总的来说,肯定“梅溪以降”词基本上一直是词学界的主流意见。
王国维将李这种江西诗派论诗歌创作的主张用来论词,作为对“梅溪以降”词人的批评,实际上包括对史达祖(号梅溪),以及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南宋主流词人的批评。李的意思是说,诗歌如果能够达到“风调高古”,即使诗意与所咏之物看似不够切近,语言也好像比较疏阔,仍然是佳作;反之,如果写物微细毕现,高度准确,可是见识庸劣,气格卑下,毕竟是不入流的,让人感到厌恶,说明诗歌的精神高古或卑俗是决定作品优劣的最重要因素。王国维论词首重“境界”,“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初刊稿”第一条),这里的“风调高古”其意思也相当于“境界”。他又着重以“神”而不是以“貌”区别作品的等次,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同上第三二条)“意远语疏”谓图貌不工整,“切近的当”谓状物精确,这些都是就“貌”而论,王国维认为如此并不足以决定一首词、一个词人的高低,唯有从“风调高古”即“神”的方面去辨别,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他批评史达祖等词人填词,技巧虽高,形容虽富,可是“混沌”的生命却因雕镂而失去,对此他大不以为然。王国维的这一批评,主要针对他们的咏物词。咏物词在南宋得到很大发展,如姜夔《暗香》、《疏影》二词,在词史极受推崇,《人间词话》则批评它们不免于“隔”,评价不高。姜夔以后,词人更是大力写作咏物词,史达祖尤为擅胜,刻画极其精细工巧,享有盛名。王国维借用李的话,对他们作了否定。这一批评在学者中有不同意见,总的来说,肯定“梅溪以降”词基本上一直是词学界的主流意见。
发布时间：2019-06-04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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