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诗余》南宋书坊编集,成书于宋宁宗庆元(1195～1200)前,是一部唐五代宋词选本,所选作品以宋词为主。今存最早的是元刊本名《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署何士信编,以时序景物分题,为四季、天文、地理、人物等十一类,这是为了满足征歌的需要。《草堂诗余》历来与《花间集》并称,在明朝大为流行,刊本也多,到了清朝,该书遭到严厉批评,影响随之消失。《绝妙好词》周密编,是一部南宋词选本,偏重遴选雅词,采录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史邦卿、周密词较多,对其他风格的词也有所存录,张孝祥4首,范成大5首,辛弃疾3首,刘克庄4首。此书在元明两朝晦黯未彰,至康熙时才广为流行,并受到一致推崇,它与《草堂诗余》的遭遇恰好相反。清人普遍认为,《绝妙好词》与《草堂诗余》分别是雅词和俗词的代表。
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崇雅斥俗,所以高度评价《绝妙好词》,处处贬低《草堂诗余》,以为《绝妙好词》代表词风之盛,《草堂诗余》代表词风之衰。此外,他们所以重视《绝妙好词》,还因为这个选本采录姜夔词较多,这与他们标举姜夔的论词主张相契合。朱彝尊在词学批评文章中,经常将《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与《草堂诗余》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拿来说话,借以指导词坛趋避。他在《书绝妙好词后》说:“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在《乐府雅词跋》又说:“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对于《草堂诗余》,不惟朱彝尊予以严厉贬斥,而且这也几乎是清朝词论表现出来的一致态度。如高佑《迦陵词序》说:“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凌廷堪《书孙平叔雕云词序》则用“不拾《草堂》余唾”来称扬作者。所以不妨说,清词复兴正是以批判《草堂诗余》为开端,这种词学思想在清朝一直延续不衰,从而在清人词学观念中,不步《草堂诗余》后尘似乎已经成为一条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道理。
王国维论词常呈与定论背逆的特征。他极不满意朱彝尊以后对《草堂诗余》和《绝妙好词》所形成的这种主流意见,因而采取了尊其所贬、贬其所尊反向式的评价态度。他认为,《草堂诗余》“亵诨”之作只是少数,“十之六七”是“佳词”。这就为《草堂诗余》做了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因为从清初以后,《草堂诗余》已经成为词坛淫靡之风的代名词,词人担心与这四个字沾边而遭人讥笑,避之惟恐不及。在这种氛围下,后人已经基本不读《草堂诗余》,但是他们照样讲它不好,这显然是先入之见在起作用,就是王国维指出的“贵耳贱目”,人云亦云。《草堂诗余》作为一部较早的词选本,在保存词方面有其作用,所选大多是可读的作品,甚至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体现文学的审美性比较集中,描写也多出色。清朝人对它的过度贬低并不完全合适,反而显出清朝尚雅的文学风气本身的狭隘。王国维的反拨是有眼光的,也有道理。他又认为,《绝妙好词》除所选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克庄的作品外,其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这样基本上就将一部备受人们推崇的词选本否定了,这又是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王国维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与他论词好贬南宋词,不看好姜夔等一流词人有密切关系,而《绝妙好词》选词最多的词人,正是他在《人间词话》集中批评的对象。无疑,王国维做的这篇翻案文章富有争议性,因为姜夔等词人自有其重要成就,他们在词史的地位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有时候被批评的对象是对批评的一种潜在威胁。应当说,《绝妙好词》是一本出色的词选本,它对清词复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使王国维以上批评难以获得广泛共鸣。
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崇雅斥俗,所以高度评价《绝妙好词》,处处贬低《草堂诗余》,以为《绝妙好词》代表词风之盛,《草堂诗余》代表词风之衰。此外,他们所以重视《绝妙好词》,还因为这个选本采录姜夔词较多,这与他们标举姜夔的论词主张相契合。朱彝尊在词学批评文章中,经常将《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与《草堂诗余》作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拿来说话,借以指导词坛趋避。他在《书绝妙好词后》说:“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在《乐府雅词跋》又说:“盖词以雅为尚,得是编,《草堂诗余》可废矣。”对于《草堂诗余》,不惟朱彝尊予以严厉贬斥,而且这也几乎是清朝词论表现出来的一致态度。如高佑《迦陵词序》说:“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凌廷堪《书孙平叔雕云词序》则用“不拾《草堂》余唾”来称扬作者。所以不妨说,清词复兴正是以批判《草堂诗余》为开端,这种词学思想在清朝一直延续不衰,从而在清人词学观念中,不步《草堂诗余》后尘似乎已经成为一条不证自明、毋庸置疑的道理。
王国维论词常呈与定论背逆的特征。他极不满意朱彝尊以后对《草堂诗余》和《绝妙好词》所形成的这种主流意见,因而采取了尊其所贬、贬其所尊反向式的评价态度。他认为,《草堂诗余》“亵诨”之作只是少数,“十之六七”是“佳词”。这就为《草堂诗余》做了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因为从清初以后,《草堂诗余》已经成为词坛淫靡之风的代名词,词人担心与这四个字沾边而遭人讥笑,避之惟恐不及。在这种氛围下,后人已经基本不读《草堂诗余》,但是他们照样讲它不好,这显然是先入之见在起作用,就是王国维指出的“贵耳贱目”,人云亦云。《草堂诗余》作为一部较早的词选本,在保存词方面有其作用,所选大多是可读的作品,甚至有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体现文学的审美性比较集中,描写也多出色。清朝人对它的过度贬低并不完全合适,反而显出清朝尚雅的文学风气本身的狭隘。王国维的反拨是有眼光的,也有道理。他又认为,《绝妙好词》除所选张孝祥、范成大、辛弃疾、刘克庄的作品外,其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这样基本上就将一部备受人们推崇的词选本否定了,这又是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王国维所以做出这种判断,是与他论词好贬南宋词,不看好姜夔等一流词人有密切关系,而《绝妙好词》选词最多的词人,正是他在《人间词话》集中批评的对象。无疑,王国维做的这篇翻案文章富有争议性,因为姜夔等词人自有其重要成就,他们在词史的地位不是能够轻易撼动的,有时候被批评的对象是对批评的一种潜在威胁。应当说,《绝妙好词》是一本出色的词选本,它对清词复兴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都使王国维以上批评难以获得广泛共鸣。
发布时间：2019-06-04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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