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泰》 曰： “上下交而其志同。” 其 《否》 曰： “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①。” 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②，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 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 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③，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惴惴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 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 库门之外为正朝^④，询谋大臣在焉; 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 路门之内曰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 “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⑤。”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 听政而适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 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⑥。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⑦，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⑧; 外朝，象天市也; 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正旦、冬至大朝会^⑨，则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 大臣蹇义、夏元吉等^⑩，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¹¹⁾，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 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¹²⁾，深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 近法孝宗， 尽刬近世壅隔之弊。 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¹³⁾，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世壅隔之弊哉? 唐虞之时⁽¹⁴⁾，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注释】 ①《易》： 也叫 《易经》、《周易》，原为古代卜卦之书，后来与 《诗》、《书》、《礼》、《春秋》合为儒家“五经”。《泰》、《否》： 同为《易》 中的两个卦名。②壅阏(e)： 堵塞。③御史： 官名，负责纠劾百官。鸿胪 (lu)： 官名，明代所设的鸿胪专门掌管朝廷礼仪。通政司： 官署名，负责掌管内外章疏，凡送呈皇帝的文件都由它转交。④三朝：相传周代天子与群臣谋议政事之处有三： 外朝，在库门外、皋门内; 内朝有两处，一在路门外，一在路门内，统称三朝。库门： 路门。周代王宫宫门的顺序，说法不一，依据汉代郑玄 《周礼·秋官·朝士》注，五道宫门从外到内的顺序是： 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 (也叫 “寝门”)。⑤《玉藻》： 即 《礼记》 中的篇名。路寝： 古代君主处理政事及入寝的宫室。路，是大的意思。⑥大司马： 官名，为古代三公之一。汉武帝时废太尉，设置大司马，为辅佐皇帝的最高武官，掌管全国军事。将军： 武官名。汉代在大司马之下设有各种名称的将军，如大将军、车骑将军、前将军、后将军等。侍中、散骑： 均为汉代皇帝的侍从，出入宫廷，随时应对的顾问。外朝： 汉代朝官，从武帝以后分为内 (中) 朝和外朝。内朝由皇帝的近臣组成，成为决策机构。外朝指丞相和所属机构，虽为法定行政机构，诏令亦由此发出，但已无实权。⑦起居： 指日常生活，文中是问候之意。圣节： 指皇帝的生日。⑧三垣 (yuan)： 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分周天恒星为三垣二十八宿。三垣即太微、紫微、天市。太极： 指太微垣。⑨国朝： 这里指明朝。⑩洪武： 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 (1368—1398)。下文的永乐是明成祖朱棣的年号 (1403—1424)。杨士奇： 名寓。明朝建文年间(1399—1402)，任翰林院编纂官，修《太祖实录》，永乐初，入主内阁，在宣宗朝至英宗初年，长期辅政。杨荣： 初名子荣，字勉仁。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历仕仁宗、宣宗、英宗三朝。蹇 (jian) 义： 字宜之。原名瑢，后明太祖赐名为 “义”。官至少师，历仕五朝，谥“忠定”。夏元吉： 字维喆，官至户部尚书，经历五朝。(11)閟(bi)：关闭。(12)孝宗： 名朱祐堂，年号“弘治”，公元1488年至1505年在位。(13)台谏： 台官和谏官。台官指御史台官员，掌管纠劾百官。谏官指谏议大夫、给事中等。(14)唐虞：指唐尧和虞舜，是远古时代氏族社会部落联盟的首领，相传他们在位的时代天下大治。

【译文】 《周易》 的 《泰》 卦说： “君臣上下沟通就会志向一致。” 它的《否》卦上又说： “君臣上下不沟通就不会成其为国家了。” 因为上情下达，下情上呈，君臣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以称得上 “泰”。而下情受到阻隔无法上达，上下不相沟通，那么有国家也形同虚设，这就是“否” 呀。上下沟通叫泰，不然则叫否，自古以来莫不如此。然而上下阻隔，没有比近世更严重的了。君臣相见，仅仅是上朝那点儿时间，上下之间，也只是奏章批复为纽带，靠法令和制度来维持而已。这并非只是沿袭了旧例，也是上下地位悬殊所造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国家总是在奉天门举行朝会，从来都是如此，这可以称得上勤政了。然而殿堂台阶高峻，仪礼威严显赫，有御史来督察朝仪、鸿胪卿来检举失礼违法的人，通政司来引导上奏，皇帝只不过是看看而已，臣僚就谢恩告退，诚惶诚恐地退朝。照此看来，皇帝何曾办过一件事，臣僚又何曾进献过一言呢?这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君臣地位悬殊，关系隔绝所致，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君臣同处一殿，却有如万里的阻隔，臣僚即便有意见要陈说也无由陈说啊。

我认为，要做到君臣上下沟通，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在周朝时候，有三种朝制： 在库门外所设的为正朝，君主在这里向臣僚咨询和谋划政事; 在路门外所设的叫治朝，天子每天在这里视朝; 路门内所设的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上说： “君主待日出时就视朝，退朝后在路寝听政理事。”这是由于在朝会上接见群臣，是为了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而在路寝听政理事，是为了沟通远近各地的情况。按汉朝制度，有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等官员的朝会叫中朝，有丞相以下至六百石官员参加的朝会叫外朝。唐朝皇城的北面的南三门叫承天门，在每年的元旦、冬至，皇帝驾临这里接受各国的朝贡，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它的北面是太极门，西面是太极殿，每月初一、十五日，皇帝在这里坐朝，这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吧。再往北面是两仪殿，皇帝平时在这里坐朝理事，这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朝时，皇帝平时在文德殿听朝，臣僚每五天向皇帝的请安就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和皇帝寿辰的庆典，在大庆殿举行，而赐宴则安排在紫宸殿或是集英殿，进士考试则在崇政殿。侍从以下的官员，每五天就有一位上殿，叫做轮对，他要向皇帝陈说当前政事的得失利害。在内殿引见臣僚，有时也赏赐他们座位，有时免去他们穿朝靴的礼节，这大概还保留着三朝制度的遗风吧。原来上天有太微、紫微、天市三垣，天子效法它们。设立正朝，这是效法太微一垣，外朝是效法天市一垣，内朝是效法紫微一垣，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本朝皇帝寿辰、元旦、冬至等大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正朝。而平时在奉天门设朝，这就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独缺少内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华盖、谨身、武英等殿举行的朝会，难道不是古代的内朝的遗制吗? 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以及永乐年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启奏应答政事。在那时，难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吗?现在内朝还没有恢复，皇帝驾临平常的朝会后，众位臣僚就不再进见了，三大殿门高峻深闭，很少人能入内一见。因而君臣上下的情况，阻隔难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积起来。孝宗晚年时，对此深有感触，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议政事。正将有所作为时，他便去世了，百姓无福分，没等到眼见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势，臣民至今还对此深感遗憾。

长远而论，愿皇上效法圣明的先祖，就近而论，要仿效孝宗，全部铲除近世以来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会之余，再到文华、武英二殿设立朝会，以此效法古代内朝的制度。大臣们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请安一次，侍从和台谏各一员上殿轮流奏对政事，各部有事请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据所掌握的情况来裁决，遇到有难于裁决的问题，就同大臣们当面商议。要经常引见群臣，凡是谢恩、告辞、觐见一类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陈说启奏。皇上虚心地向他们询问，和颜悦色地指导他们，如此一来，人人都能够畅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内宫，但天下事情都能够鲜明地全部展现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来正君臣名分的，而内朝制度是用来沟通远近情况的。这样一来，难道还会发生近世那样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吗? 尧舜时代，圣上心明眼亮，好意见都不会被埋没，贤才全部为君王所用，也不过如此而已。

【鉴赏】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中心论点在于“亲政” 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 近法孝宗， 尽刬近世壅隔之弊”， 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 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