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伟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公元前110年)，崇信黄老，他评论当时流行的儒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的学说，认为它们各有长短，只有道家最好。为此，他写了《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说，阴阳家教人按时令办事，比如春种秋收，夏长冬藏，这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个要求说得过了头，并且推广到国家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每天该干什么，不宜干什么，都有说法，假若违背了，就会不吉利。让人们备受拘束，心里有许多害怕。我们今天说的“黄道吉日”之类，就是这一派的创造。

儒家让人学的东西太多，几辈子也学不完。太多，就让人不得要领。但他们区别上下尊卑，建立与此相应的礼义制度，是对的。

墨家太俭朴，生活艰苦，让人受不了。但他们要求努力生产，节约用度，是一条致富之路。

法家不分亲疏贵贱，一切以法律为准，不顾恩义、不讲情面，一时一事可以这样作，但不是长久之计。不过他们尊崇君主，主张各安职分，不得逾越，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名家死抠字眼，把道理搅来搅去，让人难以反驳，而结论又常常荒谬，比如说什么“白马不是马”。但他们根据名称或名义，去考察实际是否与名相符，这是不可不认真的。

道家让人精神专一，办事不露声色，却周知一切，领导一切。他们讲求时令，但不忌讳什么吉凶;他们采纳儒墨二家的长处，掌握名法二家的要领。跟着时代前进，顺应事物变化，所采取的措施没有不恰当的。他们的要领简单，容易掌握，用力少而成功多。他们讲“无为无不为”，这话难以理解，但做起来非常容易。他们“以虚无为本”，就是说不先定一个框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不抢先，也不落后，所以能领导一切。说他们有标准，又没有标准;说他们有规矩，又没有规矩。标准和规矩都要看时机和具体对象。他们不听那些空话，而是根据实际，让好坏自然分明。所以只要他们想办什么，没有办不成的。

司马谈还说，人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有精神，精神又必须寄托于形体。思虑过度，精神就会衰竭;劳累过度，身体也会损坏。精神离开形体人就死亡，死了就再也活不过来，所以圣人特别重视这件事。假如不能保重身体，不能使精神宁静，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道理何在呢?

由此看来，司马谈是黄老学派中的一员。汉武帝初年，他做过太史令。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这是千年不遇的盛典，其隆重的程度，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汉武帝没让他去，他因此而气死了。临死之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要司马迁继承自己的事业，把《史记》写出来。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6年)继承父志，写完了《史记》。司马迁忠于事实，不夸大，不缩小，也不隐讳。所以他也直率地批评了儒家和儒生。有人据此说他也是黄老道家学者，其实他只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

司马迁因替兵败被俘的李陵辩护惨遭宫刑，他以实事求是态度，大约写下了汉武帝的一些缺点，因而又一次触怒了武帝。据郭沫若先生说，可能在他写完《史记》不久就被武帝杀害了。

司马迁死后，黄老道家在政治舞台上就销声匿迹了。

几十年后，四川成都出了个严遵。他以算卦为生，借算卦教人为善。他挣够了一天的饭钱，就收摊回家，研究《老子》，有《老子指归》流传至今，是一部思想深刻的书。

严遵的情况表明，独尊儒术以后，道家就离开了朝廷，转向了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