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生产有所发展，根据地下出土的器物，证明春秋时代已在广泛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有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对于荒地的开垦和水利灌溉事业的兴修，也造成了有利条件。因此，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坚固而锐利的铁制工具的应用，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加之交换关系的进步，手工业逐渐由分工而走向专业化。当时已有木工、皮革工、冶金工、陶工、缝工和织工等，总称为“百工”。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加，货币流通也日益广泛，并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时，商业资本已较发达，各地的物产大量交流。贵族以外的大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li离〕、端木赐(子贡)等人都是。

在春秋时代，大小国家很多，它们各霸一方，不断地进行兼并掠夺战争;战争的规模也更为扩大。

在战争中，大国对小国进行掠夺;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掠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然在战争中，无论大国小国，最受痛苦的是小农和小生产者，他们是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担负者。当时小农和小生产者，即使在战争中免于死亡，也不得不忍受饥寒的痛苦。齐国的晏婴说齐国“三老冻馁”，晋国的叔向说晋国“道殣〔jin禁〕相望”。像齐、晋这样的大国，人民尚且不能免于大量冻死和饿死的威胁，其他小国人民的悲惨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民不但在战争中担负人力和物力，而且在平时还要承受统治者的各种残酷的剥削，因而他们日趋破产，青壮年大批逃亡，老年死于饥寒，人民开始用各种方式来反对统治者的掠夺和压迫。

在这种战争、掠夺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剧烈冲击下，旧日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袭贵族制度逐渐瓦解。当时，已出现新的土地占有者，也出现了逐渐脱离贵族羁绊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小私有者。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不同阶级出身的“士”，纷纷要求参与政治，企图创立一套新的学说或办法来适应当时的情况。而各国的国君和卿大夫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便礼贤下士，招徕贤能作为助手。因此，士的阶层就逐渐扩大起来，并且得到了广泛活动的机会。

士这一阶层的一个来源是由旧贵族没落下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曾受过贵族教育，在社会秩序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他们没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不能世袭，也没有固定的财产，依靠出卖知识技能维持生活。士这一阶层的另外一个来源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从小生产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所以士是一个流品复杂的阶层。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前一个来源的士，他们多半是由一些没落的贵族成为士的;墨子和他代表的墨家是后一个来源的士，他们是由当时的小生产者、小手工业者上升为士的;老子、杨朱则是由旧日没落贵族下降为农民或小私有者而成为“隐士”的。老子这一派和前两派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不积极向当权的世袭贵族靠拢，而采取和当时的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墨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士，都不轻视体力劳动，这一点却是和一向轻视体力劳动的儒家不同。

墨子自己曾说过，“翟〔di敌〕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以下引文出自《墨子》一书者，只注篇名)，可见他既不是直接统治人民的人，也不是直接参加“耕农之难”的人。他的任务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在于宣传并实行自己的学说和主张。

当时，士的任务在于“上说下教”，“坐而言义”，“遍从人而说之”。

墨子和他的绝大多数弟子是手工业者出身的。在西周时代，“工商食官”，当时设有专门负责管理奴隶工匠的工官。到春秋时，一部分工官失去职位(不止工官，如祝、巫、史和乐官也都流散到各地)，一部分工奴得到解放，加入本来就有的独立的小生产者的阶层。《论语·子张》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说明了这一情况。墨子本人原来也是一位精通制造器械的人。而且他制造器具，重在实用。他的技巧，特别是在制造防御战争中用的器械这一方面的造诣，远远超过当时举世闻名的公输般。我们从《墨子》书中《备城门》以下各篇，以及后期墨家所表现的对力学、光学、几何学和一般物理学方面丰富的知识，完全有根据说墨子和他的学派是兼通器械制造技术的。墨家学派的成员并非都是从事器械制造的。其中也有从事耕田的，也有以织草鞋、编席子为生的，像《孟子·滕文公》篇所说的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ju具〕织席以为食”，也是属于墨子学派。

照墨子和墨家的原则，他们反对“厉民以自养”，反对剥削和过分享受的生活，主张自食其力。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国君行其道，一方面尽量减低国君对他们的供养，《吕氏春秋·高义》篇记载墨子的话说：

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于宾萌(即编民)，未敢求仕。

这和战国时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作风迥然不同。墨子学派即使到战国时期士的活动范围更为扩大时，仍然经常过着极端刻苦的团体生活：“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篇)，被儒家称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司马谈说墨子之道“俭而难遵”(《史记·太史公自序》)，庄子说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又说“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qi qiao奇敲〕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篇)。楚国大臣穆贺听了墨子所说的道理，很受感动，只是觉得“贱人之所为”，怕楚王不肯采用。

墨子和他的学派反映了当时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正当的愿望，控诉了贵族腐化生活的不合理，替人民群众喊出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呼声，这些都构成墨子学派光辉不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墨子和他的学派毕竟还是士，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劳动者，他们还有求于当时的统治者，担心贵族不到墨家来找“严师”、“贤友”和“良臣”，因而对王公大人们不得不表现出一定的妥协性。他们只能在不触动当时贵族世袭的社会制度下，提出他们改善生活、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这就是墨子学派中保守的一面。但就这一学派在当时的影响来说，其进步性是主要的。

墨子和他的学派以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对反对侵略战争的正义事业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一贯逍遥放任的庄子也不得不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篇)甚至连敌视他，骂他为“禽兽”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告子下》)墨子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但感动了当时的人民，也给后代的中国人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