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①。若不先立仪而言,譬比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②,吾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③。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④。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驰田猎毕弋^⑤,内湛于酒乐^⑥,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吾罢不肖^⑦,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成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⑧,此皆疑众迟朴^⑨。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⑩:“允不著⁽¹¹⁾,惟天民不而葆⁽¹²⁾。既防凶心⁽¹³⁾,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¹⁴⁾: “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¹⁵⁾,用爽厥师⁽¹⁶⁾。”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¹⁷⁾:“恶乎君子!天有显德⁽¹⁸⁾,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¹⁹⁾。惟我有周,受之大帝⁽²⁰⁾。”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箭之篇以尚⁽²¹⁾,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²²⁾,而利其唇吻也⁽²³⁾,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染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衽,多治麻统葛绪⁽²⁴⁾,捆布绣,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匮若信有命而致行之⁽²⁵⁾,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纫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急乎纺绩织纫⁽²⁶⁾,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²⁷⁾;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损其国家⁽²⁸⁾,倾覆其社稷者,此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 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 ①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应为“不可不先立仪而言”。仪:仪法、规矩。 ②钧:古代制陶器用的一个转轮。朝夕:即日规,是古代利用日影以测定时间的一种仪器。 ③令问:同令闻,好名声。 ④而:能。 ⑤毕:古时用于捕猎的带柄的网。弋:用系绳的箭发射。 ⑥湛:同沈,沈湎。 ⑦罢:同疲,软弱。 ⑧术:同述,即复述有命的说法。 ⑨迟朴:应为“遇朴”。遇:通愚,即愚弄。 ⑩总德:上古逸书的篇名。 (11)允不著:果真对天不恭顺。允:信、真:著;应为“若”,顺。 (12)而:能。葆:同保。 (13)防:通方,比同。 (14)仲虺之告:逸《书》篇名。仲虺:商汤的左相。告:同诰。 (15)式:通用,因而。增:同憎,厌恶。 (16)爽:当是“丧”之误。 (17)去发:当是“太子发”之误(从孙星衍说)周武王名发,原是文王的太子。这里当指《太誓》的上篇,因以“太子发上祭于毕”发端而名之。 (18)有:同右,辅佐。 (19)祝降其丧:谓天绝纣王之命,降予丧亡以示惩罚。祝:断。 (20)大帝:应为“大商”,商朝。 (21)十简:同什简,指书籍。以尚:之上。 (22)惟舌:应为“喉舌”(从王引之说)。 (23)唇吻:指嘴巴。(24)麻��:即麻丝(从王引之说)。(liu音刘)。 (25)蒉若:蒉同籍。藉若,即假若。 (26)急乎:应为“怠乎”,懒于。 (27)不使:认为不顺从。使:当作从。 (28)共损:共,当是失之误:失损,即丧失。
        
        【今译】 墨子说:凡是要发表言论,就不可以不先立下一个准则,然后再讲。如果不先立下一个准则就讲,就好比在制陶工的转轮上安置日规一样,我认为虽然有测定时间的日规,其结果必然无法靠它来测定出准确的时间。因此判定言论是否合理,也有三条准则。是哪三条准则呢?第一是考求史实,第二是审察本原,第三是付之于实际。何从考求史实呢?就是考求古代圣王的事迹。何从去审察本原呢?就是要审察人们耳目所见的实情。如何去付之于实际呢?就是具体运用到对国家、百姓的治理方面,看它的实际效果。这就是判定言论是否合理的三条准则。
        所以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当他们治理天下的时候,就说:务必要推崇孝子,以勉励人们都敬事双亲,务必要尊重贤良的人,以引导人们从善。因此施政教化,重在赏善罚恶。认为只要这样去做,天下的混乱局势,就可以得到治理,国家的危险情形,就可以安定。如果认为这话不对,那么试看从前夏桀统治下的动乱,到了商汤就治理好了;商纣王统治下的动乱,到了周武王就治理好了。在那个时候,社会没有改变,人民也没有改变,只是统治者改变了政治措施,民风也就随之而改变。在桀、纣的统治下,天下就动乱;在汤武的统治下,天下就太平。天下之所以太平,是由于汤、武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动乱,是由于桀、纣的罪过。这样看来,安危和治乱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哪里有什么“天命”的主宰呢?所以,从前的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当他们施政于天下时,都说:一定要使饥饿的人有饭吃,使受冻的人有衣穿,使劳苦的人得到休息,使动乱的局势得到治理,他们因此而能扬美名于天下,怎么可以说这是“天命”呢?这确实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啊!现在的贤人君子,尊重贤才,又努力研究施政的经验,所以在上能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在下能得到众百姓的称赞,他们因此而能扬美名于天下,这难道也是因为有“天命”吗?这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啊!
        但是,现在坚持有“天命”的人,他们的观点不知道是根据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贤士呢?还是根据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坏人?如果从他们的说法来看,就一定不是出于从前夏商周三代的圣王贤士,而一定是出自暴君坏人。现在,那些认为有天命存在的人,就好比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他们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抑制自己对于声色的贪求,而是随心所欲,在外驰骋捕猎,在内则沈湎于饮酒作乐,不顾他们国家百姓的政事,总做无益的事情,残害百姓,违背民心,于是丧失了他们的国家。他们对此的说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软弱无能。治理不力,而必定说自己命里注定要丧失国家。即使从前夏商周三代的一般无能的、不好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能很好地事奉双亲和君长,厌恶恭敬谦虚,喜欢傲慢无礼,贪图吃喝,懒于做事,以致衣食财用不足,所以有身受饥寒冻饿的忧患。他们对此的说法不是指出自己的软弱无能,做事不勤勉,必定说:我命里注定了要受穷。从前夏商周三代不老实的人,也是这样。
        从前的暴君造出了命运前定的说法,一般平民又将它进一步演述,去欺骗那些忠厚老实的人。前代圣王早已担心到这一点,所以写在竹简和素帛上,刻在金石上,雕镂在盘孟上,留传给后代子孙。有人问:记载在什么书上呢?夏禹的《总德》上就曾说:“若真对天不恭顺,那么天和人民都不能保护他。既然有了险恶之心,天就会给予惩罚。不重视自己德行的修养,天命怎么能保护他呢?”《仲虺之诰》上说。“我听说夏桀矫称受命于天,借此来统治黎民百姓,天帝于是憎恶他,使他丧失了民众。”他把本来不存在的天命谎称为是存在的,所以说是“矫称天命”,如果“天命”确实存在,他说是有,哪里谈得上是“矫称天命”呢?从前夏桀坚持“天命论”来实行他的统治,商汤就作了《仲虺之诰》来反对他,《太誓》上《太子发》篇曾说:“啊,君子!上天保佑有明德的人,这事非常明显。可作为借鉴的并不遥远,就在殷纣王的时代。他说人有‘天命’,认为敬天没有必要,祭祀没有好处,贪暴没有妨害。上帝因此不赞助他,使他的九州之地都丧失了;上帝认为他不顺从,因而断绝了他的性命,降下丧亡的惩罚。而我们周朝,则继承了商朝的大命。”从前商纣王坚持“天命”论来实行他的统治,周武王就写了《太誓》的《太子发》篇来反对他。你们何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典籍,从这些书籍篇章上溯历史,都没有“天命”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呢?
        墨子说:当今天下的君子研究文学发表言论,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喉舌辛劳,使他们的嘴巴变得快利,他们内心确实是为了对国家、乡里、人民在治政上有所贡献。现在王公大人之所以一早就上朝,很晚才回家,以审理案件,治理政事,自始至终都这样做,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办事勤勉,国家就一定治理得好;如不勤勉,就一定会混乱;努力办事勤勉。国家就一定安定,如不勤勉,就一定危险。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卿大夫之所以竭尽全身力量,绞尽脑汁,对内治理好官府,对外征收关市山林湖泊鱼梁的税利,用来充实仓廪府库,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勉力做事,他们的地位就能得到提升,如不勉力去做,他们的地位就会降低;努力的人一定显荣,不努力的人就会声誉扫地,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耕田种植,多收粮食,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知道,努力耕作就能够富足,不努力耕作就会穷困;努力耕作就能够吃饱,不努力耕作就会挨饿,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妇女之所以早起睡晚,努力纺纱织布,多制麻丝葛线,织出成捆的布帛,而不敢懈怠,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她们知道,努力纺织就能富足,不努力纺织就会穷困;努力纺织就能穿得暖,不努力纺织就会受冻,所以不敢懈怠。现在如果人们相信有“天命”而影响到自己的行动,那么,对于王公大人来说,就必然会荒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就必然会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就必然会懒得耕田种植,妇女就必然会懒得纺纱织布了。而如果王公大人荒于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那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了。如果农夫懒得耕田种植,妇女懒得纺纱织布,那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用就必然要缺乏了。如果照这种情况去治理天下,向上敬事天帝鬼神,天帝鬼神也认为是不顺从天意的;向下保养百姓,百姓也认为对他们是不利的,就必然会离散出去,不能为主上所用。因而入城守卫就不能巩固,出城攻伐就不能取胜。从前夏商周三代的暴君,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之所以会丧失他们的国家,丧失他们的社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因此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君子,如果心中果然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那么对于坚持“天命”论者的说法,就不可不坚决加以批判,因为“天命”是一些暴戾的君王所造出来的,是由一些平民演述出来的,不是仁人应说的话。现在要行仁义的人,不可不审察并坚决加以反对的,就是这个“天命”论。
        
        【总案】 《非命》共有三篇,这是下篇。“非命”的观点,是墨子在与儒者辩论中针对儒家“天命”观提出来的。墨子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统治者的治理;人的贵贱贫富,决定于各自的努力。如果信守儒家“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思想,那作为统治者就必然会荒于政治,导致天下混乱;作为黎民百姓就必然会荒废生产,导致衣食不足。墨子这种“非命”意识,有朴素的唯物因素。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即判断是非真伪,一要有历史的依据,二要凭人们所见所闻的实情,三要看付诸实行的效果。接着,作者就运用“三表”法对“天命”问题加以鉴别和辩析。首先从历史上看, “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治理有方,故天下治,“三代暴王”桀纣幽厉施政无道,故天下乱,因而得出结论:安危治乱在于人为,哪有什么“天命”!作者援用“圣王”们的考察作验证,引用夏禹、商汤、周武王的书籍,说明古代典籍上都没有“天命”的说法,证明“天命”之说的荒唐。作者又从现实的角度指出,如果信奉“天命论”,王公卿大夫以及劳动者就会抛弃本业,导致天下混乱、衣食匮乏的后果。“三表”法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三表”法来论析,使文章论据充实,道理堂正,具有难以辩驳的逻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