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淹

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

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

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

鸿飞满西洲，望郎上青楼。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

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

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中一颗最为璀灿耀目的艺术明珠。它描写一位少女对远方情人的四季相思，感情绵邈悱恻，低婉深长，处处动人心脾，导人入极美之境而不能自返，实乃言情绝唱。

关于这首抒情长诗的作者，《玉台新咏》署为江淹，《乐府诗集》则将其视作“古辞”而收入“杂曲歌辞”类，《诗镜》又说是梁武帝。我们认为，从这首诗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它胎息于南朝乐府民歌是无疑的;但从其艺术表达的圆熟来看，显然经过文人之手——不仅仅是加工润饰而已，而是一番再造(或摹拟)。这位文人，我们大体可以推定是江淹。江氏在文学史上以善于摹拟著称，同时他的那篇《别赋》既描写别时，也预想别后，篇中借鉴乐府民歌之处不少，有些地方的情景、手法均与本诗类似。

以梦起、以梦结，实景与梦境相互映衬、相互强化——这是本诗在艺术构思上的重要特点。“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开头这两句是说正当梅花盛开的冬季，抒情女主人公想起与她的情郎一同在西洲赏梅的景况，这种美好的回忆萦绕心怀，酿成一个梦：她在梦中来到西洲，折下一枝梅花寄送给江北的情郎。我们知道，折梅寄远之事只能存在于睡梦和幻想之中。诗中没有明言是梦，而借寄梅一事作了暗示，直到最后才有交待。按照心理规律，心意为某事盘桓久而深者，极易催化成梦。除“忆梅”而外，还有什么原因能使这位少女入梦呢?这就自然引出关于四季相思的描写，这种相思正是以上梦境的现实因由。此乃诗中梦与现实在感情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以上说的是本诗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从“单衫杏子红”至“海水摇空绿”均是写实，先说女子如何年轻美艳，次以她居处环境的孤寂来衬托她内心的苦闷，再次写她青春的生命在苦闷之中勃勃而动，由开门盼郎而出门采莲，由忆郎不至而仰望飞鸿，由登楼望郎而尽日凭栏，时间就在这一过程中渐渐推移，由春及夏，由夏及秋，忽而又要秋去冬来，周而复始、回到西洲赏梅的季节了，却仍不见情郎回来，眼前是：“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然而，“海”、“天”无情人有情，女子缠绵悠长的情思愈绾愈深，自然把她带入一场与西洲赏梅有关的闺梦之中。于是，第三部分即最后四句写道：“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此处由上文的第三人称跳到第一人称，变成抒情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手法为乐府民歌所特有，可见江淹摹拟得如何精到。这里是本诗感情发展的高潮所在，也是对开篇梦境的明确解释。全诗在艺术结构上浑然天成，脉脉相通，“若纳水輨，如转丸珠”(司空图《诗品》)，完全是一个活的机体。

《西洲曲》的艺术魅力，更主要的是来自抒情女主人公那不朽的艺术形象。作者对凡能表现其生命之力的外貌、心理、行动、细节及其所处的环境，都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刻画。“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这里不仅是说女子身着杏红色的单衫，双鬓象雏鸦的羽毛那样又黑又亮。它还有其他方面的意蕴：杏子红时，正当春天，这就借景物暗示了季节;自然界的春天往往使人联想到人的青春年华;红杏与雏鸦的形象，包含着对这位年轻女子爱而惜之的感情;并且，“单衫”、“双鬓”又容易引起关于体形、肖相的联想。下文“门中露翠钿”、“垂手明如玉”亦是人物的外貌描写，一云首饰之美丽，一云肤色之明艳，以上所有的外形描写均是为了传神写心。仪容既如此娇好，情思亦更为绮丽。作者重点展示这位女子的内心世界，写她如何触景生情，情动而思，思极成梦。为表现这一心理流程，作者采取了环境烘衬、化静为动、变化时空、真幻交错、逐层推进的艺术手法。“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这八句由远及近地点出女子居所的环境，若把顺序倒转过来便是：女子家门前有一颗乌臼树，附近是桥头，由此乘小舟渡水可至西洲。西洲乃昔时赏梅、今日梦梅之所，在此折梅而寄江北，故知西洲当与江北相对，且距女子之家不太遥远。由诗中“江北”、“海水”、“南塘”、“两桨桥头渡”等语又可以推知，环绕女子居所的乃一水乡泽国，渡往西洲之水路不一定是与情郎相隔之江。钱钟书先生以为，“《西洲曲》写男‘下西洲’，拟想女在‘江北’之念己望己”(《管锥编》)，此乃先生未暇细思之故也。若按先生之意，不仅与上文环境、位置的交待不能相吻，而且与下文鸿飞西洲、南风吹梦等处亦很难合隼。(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人物形象乃至全诗至关重要，故在此处赘言几句。)诗中的伯劳亦称博劳，又名。据《礼记·月令》和《古微书》载，此鸟仲夏始鸣，多单栖。“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两句交待时间已到夏天，当日暮风起之时，乌臼树婆娑有声，伯劳鸟飞鸣求偶。在这片孤冷的气氛之中，抒情女主人公相思难耐;我们通过“门中露翠钿”的“露”字，似乎可以看到她那苦苦期待、焦灼不安的表情。从“开门郎不至，出门采红莲”二句起，开始以人物行动来显示其心理的演化，变静态的揭示为动态的展现。“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青如水。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这里时间、空间都变化了，时间是“秋”(准确点说是夏秋之交)，空间是“南塘”。“莲花过人头”的南塘，是人物活动的又一环境。这里幽静、清雅，常为情人约会之处。现在女子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心之所念，情之所往，是自然能够意会的。同时，“莲”与“怜爱”之“怜”、“怀恋”之“恋”同音，乃是乐府民歌常用的双关手法。“莲花过人头”，人亦如莲花亭亭玉立;“莲子青如水”，心亦似莲子纯洁无瑕。“低头弄莲子”一句，特别是句中的“弄”字，写出无限情韵，女子的娇羞、自怜、细味、沉思、一往情深、堪爱堪惜之状，似可触摸，楚楚动人。“置莲怀袖中，莲心彻底红”二句更是明确地把所采之莲当作自己心迹情思的象征物而倍加爱重，置于怀袖之中。“莲心彻底红”这样的语句简直是一篇对所爱之人永远忠贞不二的自誓。“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此时秋气渐深，鸿雁南飞。古来有鸿雁传书的说法，女子抬头仰望秋空，是希望情郎寄来书信，以稍微抚平心头的思念。然而，虽然“鸿飞满西洲”，却不见情郎的消息，于此生发出下面青楼望郎的一段描写：“楼高望不见，尽日栏干头。栏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帘天自高，海水摇空绿。”这几句为女子提供了一个新的环境：她在青色的高楼上终日凭栏远眺，曲折的栏杆犹如郁结的迴肠，“海”、“天”的景象更是徒增感伤。此种感情的排解又谈何容易!女子凭栏之际，西洲一定在其望中。心中的情思与这一旧游之地相粘相合，立即幻化为优美的梦境。最后四句即女子的内心独白即是自述此梦的内容。奇特的是，明明是女思情郎，但她在梦中却想象着对方也正为相思的愁怅缠绕着，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谓：“我思人乃想人必思我”(同上第114页)，《诗·魏风·陟岵》、杜甫《月夜》等均写出这一心理现象，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写梦，后者是写实。本诗正面、直接地描写人物心理只有开头和结尾两处，然而其他地方的所有描写无一不是为人物心理即“情”字服务，所以我们可以把这首诗称之为抒情女人公的心理活动史(或感情发展史)。作者以美丽多情的笔墨，创造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形象。

与《西洲曲》以上两个方面的艺术成就紧密联系的，便是它在语言形式上的独到之处。南朝乐府民歌多为五言四句，如此狭小的形式显然容纳不了《西洲曲》这样丰富的内容。于是，《西洲曲》突破常规，以五言四句为基本单位，四句一韵，构成一首长达三十二句的抒情诗篇，似乎是由八首五言四句诗组成。每四句首尾之间多用“接字”之法，而且上下两句也往往相接，句意蝉联而下，生生不穷。这就是《古诗源》所说的：“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西洲曲》的感情基调本来就低伤惋，这种感情既相承相绾而又摇曳变化，具有音乐般的旋律和节奏。作者为这种具有音乐性的感情找到了一个与其一而二、二而一的表达形式，这就诞生了万古常新的《西洲曲》。

《西洲曲》之所以是不朽的，就在于它以独特的艺术形象、独特的艺术构思和独特的艺术语言，歌唱了人类最普遍、最永恒的爱情。它不仅为中国的读者所喜爱，也将为世界的读者所喜爱。艺术生命超越时空的奥秘，从这首诗里也可窥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