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璞

        京华游侠窟,　　　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　　　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　　　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　　　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　　　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　　　长揖谢夷齐。

        郭璞《游仙诗》,今存十四首(内四首残),载录于《全晋诗》、《文选》(录七首)等古籍。这是他的代表作。
        这个组诗的内容,主要是歌颂“高蹈遗世”,即对世俗生活的蔑视和对隐逸生涯的歌赞。它不像一般游仙诗那样,专写想象中的仙山灵域和赤松、王乔之类,而是借歌吟神仙来抒发“忧生之嗟”(曹植语),多自叙怀抱。这组诗名为“游仙”,实是“咏怀”;说是吟咏仙事,实际歌唱隐遁,即在歌唱隐遁之处,常常表达了忧生愤世之情。但也因此流露出逃避现实的消极思想。实际上,郭璞的《游仙诗》,同阮籍的《咏怀诗》是很相近的,都为愤世嫉俗之作。正因如此,《诗品》作者钟嵘给以这样的评语:“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京华游侠窟》,是《游仙诗》组诗中的第一首,诗题是后人所拟的,取诗之首句为题。它的主要内容是写:朱门不如蓬莱,与其仕进求富贵,不如隐居得安逸。一句话:从仕求荣不如高蹈谢世。此诗有较高的思想性,是组诗中最著名的一首,常为通行选本所录。

        * * * *

        此诗在结构上,采取“多层次,依次递进”的写法,把要表达的社会生活和自己思想感情,都巧妙地融入每个层次、每个诗句之中。全诗十四句,除最后诗尾二句之外,其前的十二句,正好四句为一个层次,各层次既独立,又有关联,最后落定于诗尾的“诗眼”上。

        第一层:对仕宦之途的蔑视

        　　　京华游侠窑,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这是说京城是游侠们活动之地,而山林则是隐士栖居之所;荣华富贵有什么值得夸耀,还不如寄身于莽野草泽。京华,即京师繁华之地;游侠窟,指重义轻生之人聚居的地方。隐遁,隐居避世的人,即隐士。朱门与蓬莱,这是两个相对见义之词。前者,原指豪门贵宅,因古代豪宅院门都漆上朱红色。此为荣华富贵的代称。后者,有几说:一说,即旧说海中仙山,即蓬莱仙境;又一说,此指隐遁之所。另有一说,“莱”,可能是“藜”之误。因为藜、栖、荑、梯、妻、羝齐等古音同属一部,而“莱”是另一韵部,不协。“托蓬藜”,即云栖身于草野。
        这里诗人用隐遁生活来否定从仕求贵之途,表示了自己对官场生活和荣华富贵的蔑视。这层诗意,实际上已开门见山地点出了诗之主旨。下边各层内容,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具体阐发和描写。
        为了进一步否定仕宦之途,诗人逐层地具体而深入地从正面说明隐遁生涯的美好之处。于是,诗篇就进入下一层次(即接着四句):

        第二层:对隐遁生活的赞美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隐者的生活是:渴了,可以到山源处掬饮清水;饿了,则登上山冈去采食灵芝草。而那灵溪仙谷,完全可供隐居者盘桓漫游,何须一定去求仙升天呢?这里,尚有几个疑词补释一下:
        临源与陵冈,前者,临,即到;源,即水源。后者,陵,同凌,直上,即登上山冈。
        挹与掇,前者,指汲取,舀也;后者,指拾取。
        丹荑(荑,读tí,有些注本有误),即赤芝,亦名丹芝。古人认为吃了它,可以延年益寿。它是赤幢中之幼苗,更鲜美,更贵重。
        潜盘与登云梯,前者,是说隐居盘游;后者,说法比较分歧。一些大学读本注云:“登云梯,犹言致身青云,喻出仕。”附和者言:“指直上青云的仕途。”但若干旧注本都认为,此“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也。”(李善注《文选》语)目前通行注本大都从旧说,指升天成仙。如从郭诗之主旨思想推论,也不无道理,但嫌浅露,不够深沉。因为大家知道,郭璞的《游仙诗》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其旨趣有异。他名为游仙访道,实是热衷隐遁谢世,真正的“游仙”,并不见得是诗人着意之处。总之,他认为,如果能够潜隐山林,就是游仙,不必登云上天修炼。因为他虽然在其他一些诗中赞美“仙境”,但在理智上,并非真正认为有仙境的存在。
        这四句诗,主要是描写隐遁生涯的悠闲自在。这是第二层意思中的头一点。下面两句是第二点,即进一步用历史事实(两个典故)说明隐者节行高超——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这是援引“漆园傲吏”的典实,说庄周之傲世高节。当年他任“漆园吏”时,楚威王闻之,即派使臣“致厚币,许以为相”,迎庄周出山。但周笑谓楚使者曰:“亟去,无污我!”这是《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一段文字的大意。在《列女传》中载有“莱子逸妻”的典实(逸,避世隐居)。其中有云:周代老莱子隐于蒙山之阳。楚王闻之,亲往老莱之门,曰:“‘宋国之孤,原变先生。’老莱曰:‘诺’。妻曰:‘妾闻居乱世为人所制,能免乎患乎?妾不能为人所制。’遂投其畚而去。老莱乃随而隐。”

        第三层:表明自己退隐之志

        诗人至此,首先抓住“进”与“退”的利害关系,作进一步的阐释,指出——
        　　　进则保龙见,退则触藩羝。
        进向隐逸,避世更远。这是用《周易》的语意,表示进一步高蹈谢世,就能够保持中正的美德,而无祸患。保龙见,保,保持,持守;龙见,是“见龙在田”的省略。典出《周易·乾》,其“九二”有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文言》(专解释《易经》中乾卦坤卦的《易传》中篇名,也即《十翼》之一)曰:“见龙在田,……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魏人王弼注云:“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地’。”再说“退”,出潜离隐,退处世俗。这也是用《周易》语意,表明还居尘俗,就将如羝羊(公羊)触藩那样,两角被卡住,进退不得而处于窘境。典出《周易·大壮》:“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
        这二句诗,由于对“进”与“退”二字的不同理解,得出恰恰相反的意思。
        清人沈德潜认为:“进,谓仕进。言仕进者为保全身名之计。退,则类触藩之羝。”(《古诗源》)今人林庚、北大、北师大的注释用沈说,曰:“进,即进仕。”
        唐人李善注《文选》曰:“进,谓求仙;退,谓处俗。”清人闻人倓等用李说。今人朱东润、余冠英等从此说。注云:“‘进’,指避世更远,入山更深”;“‘退’,指还居尘俗之中。”
        我认为,李善之说,比较切合诗人原意。因为诗歌的主旨既然在于赞赏“隐逸”而否定“仕进”,那么,怎么在这里却扯出一个与自己主旨相反的措辞呢?显然,李说为妥。这样,两句诗的语译,当是——
        进而隐居,断绝尘念,就能像龙在田中,因行为中正而无祸患;
        退而处俗,留恋富贵,就会像双角为篱笆所卡的公羊那样,进退两难,陷入窘 境。
        接着,用最后两句煞尾,以表明自己退隐的坚定决心——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这是说,我要远行于尘世之外,拱手长揖辞别伯夷、叔齐而去。高蹈,即远行;长揖,古时一种礼节,即拱手高举,自上而下的相见礼。
        诗人退隐之志,比周初隐者伯夷和叔齐他们还要坚定,还要高逸。因为诗人认为,商代的两个隐士,他们虽然相互推让王位而隐居,但武王伐纣时,他们却还出来干预(不食周粟,绝食斗争)。可见,他俩未能彻底忘怀世事。因此,要“谢夷齐”,不去效法他们,而且要做到更加高逸彻底,完全超乎尘世之外。“伯夷、叔齐”的典实出自《史记·伯夷列传》、载云:他们(指夷齐)都是孤竹君之子。先是两人互让君主之位,而逃到周文王之处;后来,武王伐纣,他们想不通,拒食周栗,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结果饿死(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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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在分析这首诗(《京华游仙窟》)之便,说说整组《游仙诗》的情况及问题。
        首先,“游仙诗”来历及类型
        细读上边这首“游仙诗”,可以领略整组诗的大致风貌。郭璞的所谓“游仙诗”,实际上是“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怀抱”的一种作品(刘大杰语)。这种“假托神仙以抒怀”的写法,来源久远。
        早在战国时,楚人屈原在《离骚》末尾就表示将远游西海,以及托名屈诗的《远游》等,就已经有这个内容了。特别是后者,竟成为后世“游仙诗”的滥觞。
        在汉乐府中,也有类似的诗,名《步出夏门行》、《西门行》、《古艳歌》和《董逃行》、《王子乔》等,但无深切寄托,也没显示作者的精神气质。
        至于,以“游仙”二字为诗题,最早始于曹植。他写过《游仙》、《升天》、《仙人篇》等作品,是为了托于神仙来抒发“忧生之嗟”的。这是一些真正成熟了的正格游仙诗,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
        在曹植游仙诗的影响下,郭璞的十四首“游仙诗”组产生了,虽非首创,但它却在继承前人传统基础上,对游仙诗派的一种新的发展和延续。它既能很好地体现“假游仙以寄慨”的旨意,又能选取历史题材来作诗的一种变格游仙诗,即借咏游仙以见自己的志趣的诗。其实,它是“咏怀诗”的一种别体。

        其次,郭璞游仙诗产生原因

        郭璞正处在中原沦陷,晋室南渡的动乱时代。南渡后,他只当了一个小官,“才高位卑”,很不得志。他的为人,表面清高淡泊,内心却热衷富贵,因位居人下,心情常感搅扰。后来,见着王敦叛晋,势必失败,感到自己不但仕进已绝望,甚至连性命也无保障,于是,产生了“閟情丘壑,抽簪收发”的游仙心境。组诗中见到的“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其一);“圭璋虽特达,明月难闇投”(其五);“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其五)等句,正表达了他从“朱门”到“蓬莱”的失望情绪和悲伤心境。因此,郭璞的游仙诗,没有去写什么真正的仙境和灵异,而往往自述情怀,辞多慷慨。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 《秋胡行》 贵玄默之致,《游仙诗》 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刘熙载道出了郭璞游仙诗之真谛所在。因此,它对后世游仙诗派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如初唐的陈子昂,特别是盛唐的李白等人诗作,就是很好的例证。他们结合自己的生活、个性和自身修养,融入诗歌,使游仙诗派又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从战国屈原的创始,到三国曹植的成熟,再到两晋郭璞的变异,直至唐代李白的新发展,正好呈现了一条我国游仙诗派的发展线索。
        其三,郭诗的特殊风格
        将郭璞《游仙诗》同其他同类题材的诗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郭诗的特殊风格。其主要特征是:文采华茂,富于抒情。其具体表现:
        第一、游仙其表,咏志其实,现实内容丰赡。比如,第一首的对“朱门”的否定;第四首的伤时叹世;第五首的怀才不遇之慨叹;第六首的对权贵的嘲讽,等等,都证实了这一点。沈德潜曾经批驳钟嵘的评议而正确地指出:郭璞的“《游仙诗》本有托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钟嵘贬其少列仙之趣,谬矣。”
        第二、辞藻华茂,景语精丽,更富于形象性。其中第四首(“六龙安可顿”)最为突出。它不像当时盛行的“玄言诗”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而是“彪炳可玩”,写景清丽如画,描写则神采奕奕。
        第三、具有更浓的抒情性。郭璞这组《游仙诗》虽然还未完全脱去玄风的影响,但从他的“歌隐遁、咏仙道”中,可以亲切感受到作者藏之于中的“坎壈不平”情绪。加上组诗的辞采清美精妙,亦有助于诗篇抒情成分的加强,因它能帮助各种情调的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