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辩已忘言。

        陶潜的《饮酒》诗共二十首,大约是在30—50岁他纵情酣酒期间陆续写成的。具体年代,现在还有不同说法:一般定为他归田后的前期,即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作者四十二岁时写的。有的则认为义熙十三年(417),即陶潜归田后十二年间写的。
        那么,陶潜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组“酒诗”呢?组诗前边有一小序解答这一点,请看原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寥寥数句小序,告诉大家诗人写这组诗的成因及经过,并烘托了他写诗时的心境。由于这组诗是在酣饮中吟成的,故总题曰《饮酒》。但并非篇篇都写“饮酒”之事。
        在这组诗里,陶潜回忆了过去的生活,写出了他出仕到归隐的整个过程中自己的种种观感和体悟;也倾吐了自己对污浊社会和险恶仕途的痛心和不满。他用“饮酒”二字来命这组诗的总题,是有他的良苦用心的。
        本书选读的《结庐在人境》,系《饮酒》组诗中的第五首。人们认为《饮酒》是诗人早期的代表作,而这首《结庐》诗,则是组诗中杰出的一首。
        对于这首诗的主旨的认识,却很不一致。如:
        有的说,“写悠游自在的隐居生活”;
        有的说,“以即事即景的叙写,说明安贫乐道的‘真意’”;
        有的说,“自叙安贫乐道,悠然自得的心境”;
        又有的说,“前半,着重说出‘心远地自偏’的道理;后半写欣赏自然景色的悠然心情”;
        还有的认为,“着力抒发了作者归隐之后悠闲恬静的欢快心情,意在言外,诗人鄙视争名逐利的官场生活,还是不难察到的”。
        众说纷纭,究竟以何为是?待仔细研读了作品,当可判断。

        * * * *

        这首诗文字浅显,只要将其中两个关键词语和两个疑难句子搞清楚了,就可领会全诗精神。
        一、释词解句
        先看两个关键词语:心远,真意。
        心远——“心”,指内心、心思,即思想。因古人视“心”为思维器官。“远”,即远离、离开。两字结成一词:“心远”,即思想(或内心)远远地离开。《礼记·大学疏》云:“总包万虑谓之心。”《古诗笺》转引《琴赋》曰:“体清心远,邈(远)难极兮。”
        真意——各注家有不同解释,至少有四五家之多,视其基本,却只有两种:一是说,人生的真正意义(即真谛);二是说,自然意趣,(真,即自然,意,是意趣)。
        现在若干通行本都采用第一说,但在我看,最好的解释是两说兼采。因为陶诗常常是:即景言情,托物寓意,先言本意,再作引伸,即从自然引入人间。
        跟这有关的两个难句是:
        心远地自偏:
        直译——心远离世俗,虽地处喧嚣之境,也如同居住在辟静之地;
        意译——你的思想远远地离开世俗社会,那么,世俗社会也就很自然地离开了你。
        此中有真意,欲辩(辨)已忘言:
        这两句,难在后一句,为了便于说清楚,一并解释。对此两句,各家注本有五、六种不同解说,此录其要者:
        ①“此中含有真意(指此情此景,即田园隐逸生活),想辨别出来,却又忘了该怎么用语言表达。言外之意即已领会了此中真意,何必要去辨别,又何必用语言去表达呢?”(北大注本)
        ②“此中含有人生真意,想辨别出来,却忘了如何用语言表达,意思是既领会到了此中真意,不屑说了,也不必说。”(北师大注本)
        ③“从大自然得到启发,领会到人生的真谛,但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也无须用言语表达。”(朱东润注本)
        此外,还有余冠英和上海教育学院等注本,略同于朱说。
        其实,上述诸说是大同小异。不过在“小异”之处,却有二点值得探讨。即:
        一是辨,还是“辩”,现行注本多数是“辨”,而少数却是“辩”。谁是谁非,却值得一辨。从诗之内涵及上下文意来看,不应是辨别之“辨”,而应是辩说之“辩”。因为,既已领悟了真意,为何还要去“辨别”一下呢?似乎于理难通。
        二是忘言,作何指?是忘记用言语表达呢?还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这里关键在于这个“忘”字,应作何解?从上下文意看,应作“难以”解释为宜。这可从《说文》找到依据。《说文》云:“忘,不识也。”又云:“识,知也。”不识,即不知,也就是不晓得用什么言语来表达。简而言之,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至于“忘言”,是否含有“无须多言”之意?各家虽有所本,如有的援引《庄子·齐物论》:“辩也者,有不辩也,大辩不言”作证。但不必执着其解。
        二、讲述大意
        这首短诗,篇幅虽小,内涵丰富。它主要讲三层意思:讲哲理,观晚景,说感受。它们随着行文脉络逐步展开、逐步深入——
        第一层:诗人在说哲理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诗歌通过设问形式,自问自答,自叙了自己的生平素志和涵养,言简意丰地说了一个人生哲理:“心远地自偏”。
        第二层:诗人在观晚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通过“采菊赏山景,观鸟归晚林”来表现诗人对世事的淡远心境和对田园生活的悠然自得神态。悠然,有心情旷远之意,也即闲静自得的样子。日夕,即傍晚。相与还,“相与”,相交、结伴;即结伴而归。
        第三层:诗人在谈感受
        　　　此中有真意,欲辩 (辨) 已忘言。
        这首诗,用最后二句集中地表达了诗人找到人生归宿之后的欢欣与恬适心情。这是说,他已达到了“得意忘言”的程度;同时,也写出了同这种心情融洽和谐的“静穆”生活境界。虽然“静穆”,但也不难透过这个外表,看到诗人对争名逐利的官场,表示了鄙弃的鲜明态度——把他的无限情思统统融进了淡泊之中。

        * * * *

        这首诗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值得人们去探讨。在这里,着重研究一下它的炼字和炼意的特色。
        一、炼字
        此诗的写景四句,是全诗的最佳之句,一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赏爱。其中的用字,很值得人们去玩味。北宋诗人苏轼就曾经把“见”与“望”作了比较分析。他在《东坡题跋》中说——
        　　　因爱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 “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为什么用“见南山”比“望南山”好,妙在何处?他让人们自己去体味,没有详说。“见”之所以妙,就妙在诗人看到南山,是自然的(不期然而然地映入眼帘),随意的(不是煞有介事地瞧见南山),是诗人弯腰采菊时,不经意地发现了它。这是同他的“悠然心境”相吻合的。此处如果改用“望”字,就会与这种“悠然自得”神态格格不入。因为“望”是有意的、专注地看着,(因“望”,远看之谓,近看曰“视”),其神态同采菊心境大相径庭。因此,苏轼说这一字之差,就使“一篇神气索然”,其道理大概就在这里。
        又如“佳”字的运用,也值得玩味一番。
        诗人只说“山气日夕佳”——傍晚的山色秀丽。但到底怎么“佳”?怎么个“秀丽”法?只在意会中,没有言传,有意识地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想象。这正如汉乐府《陌上桑》的那种侧写的方法,可以收到特殊艺术效果。
        这些就是古人常说的“炼字”功夫。这对于诗歌的写作是很重要的。因为注重炼字,不单能使诗的语言精美,而且使诗味醇厚,但对于一首好诗的创作,更重要的还是——
        二、炼意
        历来的诗人都是十分重视诗歌的“立意”。因为它是诗之魂,是诗歌成功的决定因素。意与境合,构成诗之意境。能否创造一种优美的意境,其关键在于诗之立意是否高远。从现在读到的这首诗看出,陶潜做诗是很重视“炼意”的。他善于将眼前的自然景物和生活形象(如秋菊、南山、晚色、飞鸟和车马喧等)同诗人的愿望和感情(如安贫乐道、愤世嫉俗等)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崭新的艺术境界。因此,对此诗的“立意”究意是什么?很需要我们去用心体会。上边已提到的各家对本诗题旨的种种说法,正是他们对本诗的立意的不同认识的必然结果。
        那么,这首诗的立意(或叫“题旨”)到底是什么呢?
        《六朝诗选定论》的作者吴淇曾经指出过:“……‘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为一篇之髓。”吴淇这个说法是很有见地的,深得此诗之要旨。就是说,诗之立意就是前边说过的两个词:心远与真意。也即“心远”是前提,“真意”是结果,只有你“心远”了,才能获得“真意”。这是诗人以这篇充满诗情画意的诗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哲理——经过改造的老庄式的“阮籍哲学”。这首诗也确实达到了清人方东树所说的“境近而意远,言浅而情深;近则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苏轼也赞曰:“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味,善之善者也。”
        此诗的“真意”,就是“返璞守真”。正如元代画家诗人倪瓒在一首“自跋诗”中所说:“结庐人境无来辙,寓迹仙乡真乐邦。”(《题〈秋亭嘉树图〉》)。它表明陶潜身处尘世,但又要求解脱;他特别厌恶尘俗之纷乱,可又能在尘世中求得宁静。于是,诗人就向内心世界寻求:恬淡高雅的生活情趣,幽深清远的审美旨趣,达到自我解脱的人生哲学。这三者,在陶潜身上往往凝成一个浑然整体。

        * * * *

        乘在解读这首诗之便,再说说陶潜整个“饮酒诗”的情况及问题。
        陶潜的饮酒诗与他的“性嗜酒”的名声是同样著名的。梁·箫统为他集子作序时说过,当时有人认为:“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唐白居易更说陶潜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为了弄清真相,有人把陶潜现存的112篇作品进行了统计,凡说到饮酒的共56篇,占全部作品的40%。由此可见,陶诗中说酒的作品所占比重确实不小,但不是前人所说“篇篇有酒”。
        《饮酒》组诗的小序告诉大家,陶潜的嗜酒同他的写作是有密切关系的。他的许多作品是在酣酒中吟成。美酒,几乎成了陶诗产生的催化剂。他的饮酒生涯,大约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39—50岁)
        这是诗人纵情酣酒的主要阶段。在这个时期内,据有年代可考的,他“酣酒赋诗”,写下了76篇诗文,其中有关饮酒的诗42首。
        第二阶段(51—57岁)
        这七年,家贫缺酒,主要靠亲朋“招饮”。但他继续写作,写下了38篇诗文,其中有关饮酒的诗只有7首。
        第三阶段(60岁以后)
        这时得到亲友资助,重新过他的酣酒生涯。这时旧日的酒友、始安太守颜延之,在赴任时路经陶潜处,送钱二万。陶潜以此作为“每日饮”的酒资。现存《陶集》中二首《答庞参军》诗,就在这时写的。诗云:“我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这说明垂老的陶潜,还如当年那样“酣酒赋诗”。
        陶潜的“饮酒诗”,内容比较庞杂,倾向也不一致,积极的东西同消极的东西并存。细分起来有如下几类。
        ①叙述劳动生活和乡村父老聚会
        这一类内容比较好,思想感情也比较健康,如《移居》其二云: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酣酌之。务农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玆。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又如《饮酒》其十四,也是一首类似的好诗,最后四句云: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 (咄咄) 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②借酒发牢骚——借饮酒抒发情怀
        《饮酒》其十三,就曾提出“看来是醒实为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深藏哲理的问题。其诗云:
        　　　有客常同止,趣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 兀傲差若颖。寄言酣中客,日没烛独炳。(规规,通“瞡瞡”,小见怕事。)
        ③哀伤自食其力之艰辛
        《饮酒》其八,诗云:
        　　　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 (耕) 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 (遇) 满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 (乏) 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
        ④宣传“以酒消忧”思想
        这类诗所忧者何?主要是:忧光阴虚掷;忧人生无常;忧子孙不肖等。诗把“酒”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如诗云——
        　　　酒能祛百虚 ( 《九日闲居》);
        　　　酒云能消忧 ( 《形影神·影答形》);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 ( 《连夜独饮》)。
        其中若干诗是——
        悲叹功名不就的,如四十岁写的《荣木》、《杂诗》等;
        忧虑儿子不肖的,如老年时写的《责子》;
        忧人生无常的,如《饮酒》中的其三、其七、其八和《形影神》、《游斜川》等。
        这类诗的共同特点:思想比较颓废,情调也较低沉,以酒消忧,又怕嗜酒短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摹拟陆机所写的《拟挽歌辞》三首。其中第一首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 枯形寄空木。娇儿牵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潜的“饮酒诗”中,若干作品虽然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反映了一些不健康情绪,流露了封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是务必剔除的“糟粕”。但是,他的许多饮酒诗,不过是借酒以抒情,举觞以述怀而已,有的还寄寓着深意。这种“借酒咏怀”形式,是同他所处的黑暗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他既要“全志”又要“全身”的矛盾心理有关。正如魏晋之际的阮籍《咏怀诗》、西晋时的左思《咏史诗》和东晋之初的郭璞《游仙诗》等类诗体相仿,都不过借其外壳用象征性的语言或有兴寄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苦闷、愤慨和要求、愿望罢了。梁·箫统说得好:“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又说:“……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陶渊明集·序》)因此,对这种“寄酒为迹”的作品,不能随意诋之为“及时行乐”、“颓废思想”加以贬斥,而且应有分析地作具体的研究,并发扬光大其积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