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词一作冯延巳作,但据李清照及宋人选集《乐府雅词》、《草堂诗馀》和《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等,均定为欧阳修之作,比较可信。李清照曾谓自己酷爱欧阳公此词,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阕,其声腔则用《临江仙》曲调吟唱。
        《蝶恋花》,又名《鹊踏枝》、《凤栖梧》。唐教坊曲,《乐章集》、《张子野词》并人“小石调”,《清真集》入“高调”。此调为双调,六十字,上下片各五句,各押四仄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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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词写暮春闺怨,抒女子被遗弃之恨。以下分片详讲——
        

上片:思妇所处环境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前三句是说,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深宅大院。你看,庭院一进又一进,杨柳一丛接一丛,,还有室帘厅幕一重深一重。其院之大,其宅之深,可想而知,不必再问“深几许”? 身处如此之境者,究为何人?一个贵妇人身分,也不言而喻。至于对“杨柳”与“帘幕”二句的理解,有若干歧说,主要有——
        一说,“杨柳”为实指,“帘幕”为虚指。黄蓼园认为“杨柳烟多,若帘幕之重重者”(《蓼园词选》语)。今人也有附和此说者。
        一说是“烟雾笼罩着杨柳”,而非柳密有如“堆烟”。(胡云翼编《宋词选》中语)。
        又一说,认为两者均为实指。这词中所谓“帘幕无重数”,只是极言其多而已,不必甚数之。今之解词者,一般都采取此说。
        以上三句是写贵妇人所处的生活“内环境”。那么她的“外环境”又是怎样呢?
        接着下边两句——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玉勒雕鞍,喻华贵的车骑。玉勒,即镶玉的马口衔。游冶处,指贵公子们押妓一类寻欢作乐之处,即歌楼妓馆。章台路,原汉代长安有章台街,在章台之下,多妓居。后来即为歌妓们住所之代称,或者说指繁华游乐之处。此处的高楼,是思妇所居之楼,并非“章台路”之楼。
        这是说,思妇居住的“外环境”,正是一个繁华的游乐场所,也是薄倖郎沉湎其中而使她伤心之地。思妇虽身居高楼,但仍见不到那挤满贵人车骑的“章台路”。其实,她不但“身”为深深庭院、重重帘幕和堆烟杨柳所隔绝,而其“心”,也被层层悲愁和重重怨怼所锁住,难以自拔。因为,这个妇人生活的家庭虽然华贵,但它却是一所没有自由、缺乏温暖的孤寂牢笼。特别是失去曾经恩爱过的丈夫的爱情,更使她情悼心碎。
        

下片:青春少妇的心境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前三句写残春景象。先是三春光景已属迟暮;再是风雨交加的摧折,且又正临天晕地暗的黄昏。试想,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 怎不教人触景伤怀,不深感“留春不住”的悲哀。这里的“春”,含有多义;一是实指春天;二是象征青春年华;三是喻指爱情。词人这种含蕴多层次的用字手法,把个思妇因物感怀,并自悼自怜的复杂心境描画得何其精妙而深刻! 最后,逼出这样两句作全词的结语——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思妇只得含泪对花问,但是,花又何能回答你的人生难题呢?君不见,它自己不也正遭临横风狂雨的摧残,而使落红(乱红,即落红)飞向秋千落入泥沼中吗?其中的“泪眼问花”句,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它本自何处?有人将其上溯至晚唐温庭筠之《惜春词》:“百舌问花花不语”;还有《南部新书》引严恽《落花》诗云:“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等等,可知欧词之句,不无来由。它深婉真切,曲尽心事能很好地表达同样罹此遭际妇女的难以言传的摧心隐痛。清人沈谦在《填词杂说》中认为,“填词结句,或以动荡见奇,或以迷离称胜”。欧阳此词的结尾,真正达到了既奇且胜的妙境。清人毛先舒分析得更为透辟——
        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 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 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 不但不语,且有乱红、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人,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
        

(据 《古今词论》 转引)

        这里正说明词人将草木——花,赋予人格特征后所起的不可思议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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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状写暮春闺怨,抒女子被遗弃之恨的词篇,历来就有“词旨”的论争。大抵有如下几说——
        一说,有寄托——以男女情事兴寄君臣关系的政治词。
        清代词人张惠言力主此说。认为:“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悟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张惠言词选》)。清人黄蓼园基本同意此说。不过,他认为“通篇诋斥,看来必有所指,第词旨丽,即不明所指”罢了。今人夏承焘也说欧阳修此词,是属于屈原“以美人香草寄托君臣”这一类的。(见《全宋词鉴赏辞典》)
        一说,并无寄托一即“兴到之作”的纯言情词。
        此说以近人王国维为代表。他在《人间词话》中表示自己不同意张惠言的“兴寄说”。认为他“深文罗织”,不符合欧词本意。并列举了“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此断然之语,拒绝了张说。当今解词者,大都持此说。
        另有一说,介于两者之间,而以王说为主。
        他们认为这是一首描写暮春闺怨之词,但借以抒发政治失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过,“诗词的寄托是个复杂而隐微的问题,是难以言之凿凿的”(见《唐宋诗词探胜》)。
        我认为,诗词的题旨,主要应从作品本身去寻找、去概括。当然,也不能忽视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特性。本于此,我以为采取第三说比较稳妥。不过,主张某作品有无寄兴和寄兴些什么,都应该以确凿依据为准,不能“空口说白话”。否则,容易陷入“索隐派”的坭潭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