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酬傅处士次韵(二首选一)
顾炎武
其 一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当时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这首诗是顾炎武于清圣祖康熙二年(1663)游山西太原时所写。当时在太原的傅山,送给一首题为《晤言宁人先生还村途中叹息有诗》的赠诗,作者即就其原韵的先后次序酬和了二首。这是其中的一首。
傅处士,即傅山,字青主,原来初名鼎臣,字青竹,另署名朱衣道人(他的名号甚多,《年谱》载有三十四个字号和另署)。他同顾炎武同是明代遗民、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著名学者。傅处士“衣朱衣”、“居土穴”,隐居太原家乡之中,以行医糊口养母。康熙中朝廷征举“博学鸿词”,他应召到京城,但坚卧城西古寺,拒不应试,授予中书舍人,也以老病辞归。这位“处士”实际上是一位博通经史诸子、兼工诗文、书画和金石篆刻的大作家、大学问家。他同顾炎武正好意气相契,都是忠贞故国、崇尚节操之士。“处土”,古时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
在讲说正文之前,首先诠释几个有关诗词酬唱的名词与概念:
何谓“酬唱”?酬,原有报答之意。对方赠了诗词,自己写诗词作回报。对方写的称唱;自己答的叫“酬”。
何谓“和韵”?也叫“和诗”,它是作旧体诗词的一种方式之一。写“和诗”,务必依照被“和”之诗的原韵作诗。此处之“和”,读第四声hè,即合唱和与和答之义。依其不同要求,大体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是,依韵。采用所和诗之同一韵部作诗,而不必用其原字。这是和诗中要求最低的一种方式。
二是,用韵。即用原诗的韵和原字作诗,但不必依照其次序。这是略高于依韵的一种做法。
三是,次韵。亦称“步韵”,取其步伐相随之意。这是和诗中要求最高、写起来最难的一种方式。具体要求是:务必按照所和诗的原韵、原字、原次序进行创作。它是诗人酬唱中最常用的一种和诗方式。这种方式,写起来虽难,但人们却喜欢它。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挑战性,写起来比其它方式其兴味会更浓。
****
这首七言律诗,主要是赞颂民族气节,激励“复明”斗志。其前一半侧重于赞颂,后一半主要是激励。
前两联:引典盛赞民族气节
首联: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
这两句诗各用一典:前句用东晋永嘉诗人刘琨“奏笳退敌”之典;后句引入魏末正始诗人,“竹林七贤”之首阮籍“穷途回车”之典实。这是说,刘琨那清远悲切的笳声,不断吹奏,惹动了胡骑的乡思,自动退兵解围;阮籍遇到途穷即回车,而傅山抗清,虽然艰难,却仍坚持。故言犹驾。
为何作者要引这两个典故入诗呢?
因为,刘越石(刘琨之字),是东晋著名爱国之士,也是杰出的“永嘉诗人”,对异族(胡、羯)统治,反抗意识十分强烈,而傅山也曾自称有“弯强跃骏之骨”,并参加了抗清武装斗争。所以,作者就将他们两人作比。这是赞美,也是激励,是从正面进行的。而对句又引入“阮生车”之典,则是用反衬之法,来对友人的抗清意志的一种肯定与加强,也是防止“退堂鼓”现象产生的一种警惕。
以下补释两个典故——
越石笳:指刘琨(字越石)所吹的胡笳之声。《晋书·刘琨传载(大意):东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刘渊、石勒对抗,于晋阳为胡兵围困数重,窘迫无计。刘琨乘月夜登城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嘘唏,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阮生车:阮生,指魏诗人阮籍。按《晋书列传》云:“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去。”
下一联写法同首联相仿,而内容进了一层——
颔联:
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仇旧相家。
这一联也是每句各用一典,都是“西汉时尚仁义,讲节守”的故事。出句说,西汉末年尚书陈咸父子,不愿与王莽合作,全家辞归,闭门不出,岁终腊祭,仍用汉礼。诗以陈、傅相比,说明傅山坚决不当“顺民”,在生活上仍遵“明制”。这不是可钦可敬的高风亮节吗?对句说,西汉张良,因先代五世为韩国相,韩为秦所灭,张即散尽家财,“求客刺秦,为韩复仇”。这不也是值得颂扬的吗?
作者就是借着历史上“陈咸不忘汉腊”和“张良义报韩仇”的事例来比傅山的“不忘明室”,来赞扬处士的崇高风节的。
这两联四句诗,连用四个典,目的却只有一个:大力赞颂傅山的民族节操。其实,这也是作者通过对友人的赞赏,来写自己的抗清复明之心志。
下边半首诗转入了自述个人感慨,基本精神却在于:激励。
后两联:感怀故国,志在恢复
颈联: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
这两句意思是:亡明的王陵帝庙笼罩着一片凄凉景象,有如回照之残阳;虽然一年一度的春花照样开放,但山河却在悲伤地流泪。
这一联诗是从李白、杜甫诗词中点化而来的。上句用了李白《忆秦娥》“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词意;下句则化用了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和“感时花溅泪”的诗句之意。明代画家王蒙,在写李白《忆秦娥》词图跋语时,曾经指出:这是一首“遗老易垂泪”的悲词。后人读了它,的确也常常引起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清代学者王国维也在《人间词话》中,特别赞赏词尾这两句。说“……‘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顾炎武在此巧妙地化用这一词意,借以感怀亡明故国,表达国运维艰有如回照之残阳的悲慨。诗句写得气象阔大,寄慨深沉,意境高远。
下句化用杜诗《春望》诗意也很成功。杜甫在“安史之乱”时,眼见长安城残破景象,兴起了感时伤乱和恨别思乡之叹,把万千思绪、复杂情怀和忧国恤民之志,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诗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几个高度凝炼的诗句表达了出来,若非杜甫这样的大手笔,的确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在异族统治下的顾炎武,要把自己瞻仰明人故宫、皇陵和漫游南北各地所引起的无限感慨充分地表达出来,并且发之为诗,那当然更非易事。可是,诗人却通过点化杜诗而高度浓缩地,只用七言短句,全都体现了出来,而且立意和境界,似乎不亚于杜诗。杜诗只告诉人们:“山河依旧,而国事全非。”但顾诗却进一步说,春花在放发时,山河却在流泪。没有生命和感情的山山水水,也因异族铁蹄蹂躏而悲泣垂泪。这还不更深刻地说明国家和民族灾难之深重吗?而且,这句诗的诗意和诗情,也给上句“陵阙生哀回夕照”作了更好的补充和深化。
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相将,即相与、相共之意。相,交互;将,扶助。二字联用,意即彼此互为声援,互相帮助。
犯斗槎,犯,即冒犯;斗,星斗,此指牵牛星座;槎(chá,同“楂”),竹木之筏,引申为小船。语出晋张华《博物志》。其中曰:“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桴槎去来,不失期。”
这尾联两句是说,如果彼此互相帮助,互为声援,即使相离极远,也会成为朋友的;那就没有必要撑筏远行,频频相仿了(或者不必再乘船浮海远避了)。
这是最后一联诗的字面的意思。但诗人的真正用意又是什么呢?
诗句是含蓄的,用意在言外。如果,我们联系全诗来领会尾联的诗意,那就知道它要告诉人们的是:
既有“同志”者在,不必乘桴浮海远行了。也就是说,目前虽然困难重重,形势不妙,但只要目标一致,互相声援,都成战友,海内并不乏抗清复明志士,我们应当坚定复明决心,砥砺报国壮志。
****
以下语译全诗(恕借用王坚敏将“古典诗词改写现代新诗”的作业)——
乘月登楼,晋阳城外敌重重;
胡笳频吹,退兵自有刘英雄。
知难而进,岂效阮生哭途穷?
不坠青云,傅氏守节气如虹。
解官归田,岁终祭神续汉统;
不知有王,铮铮遗臣是陈公。
倾家荡产,为寻义士荆轲逢;
韩仇义报,留侯佳话代代颂。
落日奄奄,斜挂明陵西上空;
故国大地,阴霾笼罩哀情浓。
江山已改,春花依旧舞东风;
祖国多难,花在眼下泪沾胸。
志同道合,岂须乘桴涉洋东?
抗清复明,身在天涯心犹同!
这首诗有两点很有特色:
第一,诗义明确充实,诗风苍凉悲壮
这首诗的基本倾向,以历史观点来看,思想积极,中心突出。其主旨十分明确:歌颂民族气节,激励人们斗志。具有这种主题的诗歌,在顾氏诗集中比比皆是,几乎成了他后期诗作的主要内容。他生活在明末易代之际,是一个社会变乱和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他作为一个爱国志士,在南明时期,曾一再举义抗清;明亡后,又不断谋图恢复;直到晚年,仍然鼓励朋友继续斗争。他作为一位学者的诗人,又是敢于正视现实,力主经世致用者,并推崇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精神,使自己的诗作,具有历史内容和精悍深沉、苍凉悲壮的艺术风格。我们现在选读的这首诗,就体现了这个特色。它同本组诗的另一首“愁听天塞遍吹笳”一样,写得有思想、有形象、有感慨,还有决心与信心,有理想与远景。在顾诗中有一首实录历史有名的“扬州十日暴行”的《秋山》诗,更写得异常悲壮惨烈。
第二,一诗多典,不感其烦,反觉其妙
引典入诗,原是古今诗人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用典效果好坏,往往取决于诗人引用典实的技巧是否高明。现在选读的这首诗,即可证明其论断不谬。
这首诗用典特色是:一诗多典,不感其烦,反觉其妙。原来,“一诗多典”或“一典多用”,是一般诗家所讳忌的。因为搞得不好,就会给诗篇造成繁杂或晦涩的感觉。可是,顾诗却敢于大量用典:前半首,句句有典;后半首,也是四句三典(化用诗人诗句,实际也是用典),短短八句的律诗,竟用了七个典实。
这样,不厌其烦地引典入诗,竟取得良好效果,其窍门何在呢?我看,主要是抓好了以下三点:
一是,引典适当,各尽其长,多用熟典,力避生僻。当诗歌需要以精炼语句概括表达自己忧时忧国复杂情怀时,诗人就从人们熟知的李、杜诗词中寻找借助。这个借助,不是照搬抄袭,而是炼其精蕴,翻旧为新,化繁为简,以精湛的“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两个佳句,出现于诗篇之中,并成为全篇之“诗眼”。
二是,典故同内容和谐不悖,用语精警而不露。在此诗的结句,引了“私犯斗槎”的典实——实际是一个神话传说——用在否定句中,来突出尾联所要阐发的正面寓意,坚持抗清复明斗争。这样,就取得了以反为正,相映益彰的艺术效果。
三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寓论于事,藏情于典,融主题于其中。这就是说,从各个侧面来引典烘托主题,突出中心,从而达到:意由典彰,情因典浓。本诗前四句的用典,很好证明了这一点。你看,作者一口气引了“奏笳退敌”、“穷途驾车”、“不忘汉腊”和“义报韩仇”四个历史上著名的事例入诗,不仅诗意没有重复,而且各用一典,加深一层,从精忠报国,至迎难而上,进而在坚志不移和果敢行动等各个环节上来表现主题。即突出地赞扬了友人傅山(何止傅山!)的高尚民族气节,激励人们坚持斗争。
这样,巧妙地用典,不仅使诗的内蕴更充实、更深沉,同时也使诗歌增添艺术兴味。当然,在这里,仅仅是就顾诗用典而论,并非提倡写诗务必用典,或者用典越多越好。只是想说明一点,引典入诗,确是我国传统诗歌艺术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决不可忽视。这也正好证明,当前某些人拒绝在诗中用典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艺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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