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杨坚开皇九年(五八九)，陈朝灭亡，六朝终结，同时也是建康都城历史的终结。

失去都城地位的建康城，在隋唐时期的存在状态，后人多以宋代司马光的说法为定论，《资治通鉴》卷一七七中说，隋平定陈各州郡后，“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

然而，这一说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由于陈军将领的叛变，隋军占领建康宫城时，并未发生战事。从北面攻至宫城外的隋将贺若弼，打算火攻北掖门;然而在隋军叛将引领下的韩擒(一名韩擒虎)，早已从南面进入台城，捉住了陈后主，这时便将北掖门打开了。

所以，建康宫城不是因为战火被毁坏的。《隋书·韩擒传》透露出韩擒“放纵士卒，淫污陈宫”的消息，《建康实录》卷二十也有破城当天“隋军虽乱”的记载，但都没有毁坏宫室的记录。《隋书·炀帝纪上》且记载，隋晋王杨广平陈后，“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

司马光的说法，源出于《隋书·地理志下》的记载，“丹阳郡，统县三，户二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丹阳郡”下有注：“自东晋已后置郡，曰扬州。平陈，诏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城置蒋州。”其所统三县为江宁、当涂、溧水，“江宁”下亦有注：“梁置丹阳郡及南丹阳郡，陈省南丹阳郡。平陈，又废丹阳郡，并以秣陵、建康、同夏三县入焉。大业初置丹阳郡。有蒋山。”

陈朝末年，丹阳郡所领有建康、秣陵、丹阳、江宁四县。隋平陈之初，将建康宫城所在的建康县，并入江宁县，此是一事。而明确“平荡耕垦”的，则是被废的丹阳郡，且不会是丹阳郡的全部属地，而只可能是丹阳郡城。

也就是说，隋灭陈之际，对于建康都城和丹阳郡城的处置，似不宜简单地混为一谈。

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有两条文献。《隋书·五行志上》载：“祯明元年六月，宫内水殿若有刀锯斫伐之声，其殿因无故而倒。七月朱雀航又无故自沉。明后主盛修园囿，不虔宗庙。水殿者，游宴之所，朱雀航者，国门之大路，而无故自坏，天戒若曰：宫室毁，津路绝。后主不悟，竟为隋所灭，宫庙为墟。”《隋书·五行志下》载：“陈后主时，蒋山有众乌鼓翼而鸣曰：奈何帝京。京房《易飞候》曰：鸟鸣门阙如人音，邑且亡。蒋山，吴之望也，鸟于上鸣，吴空虚之象。及陈亡，建康为墟。”

这两条都是从迷信的角度，将某种征兆与此后发生的事件相联系，以为预言，因此不能视为严肃的史实记载。“宫庙为墟”也不能等同“建康为墟”。至于从中简单地截取“陈亡，建康为墟”六个字，更是不严谨的。而且，即使建康都城被毁为废墟，与“平荡耕垦”，也不是一个概念。

隋文帝有必要毁弃建康都城宫室，是因为“金陵王气”的传说，经过东晋以来二百多年的宣传，再加上六朝建都的事实，已经影响甚大，深入人心。一方面，为了破除建康的“王气”，削弱建康的政治、军事地位，防止江南军阀借尸还魂，以其为根据地图谋王霸之业，隋王朝必须消除建康的都城痕迹，使这一方土地，降格为普通的市镇。但另一方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南这一片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既已归入隋朝版图，帝王也没有必要将繁荣的城市，都“平荡”成乡野。

建康宫城与民居区域的远相隔离，使得隋军也容易对这两大功能区分别进行处置。

建康宫城及其周边的皇家园囿、官署营舍，无疑都在毁弃之列，且可以确定其在陈亡后渐成一片断垣残壁。不过，这有可能是出于隋王朝有意识的破坏，也有可能是遭废弃之后的自然毁损，抑或二者兼有。中国传统建筑采用砖木结构，二三十年不维修，就难免残破不堪。然而，如此大面积的建筑废墟，在当时的条件下，清理起来就有很大难度。在土地尚不紧缺、居民区又相隔尚远的情况下，未必会有人去将其辟为耕地。从此后的城市空间发展实际看，隋唐两代，建康都城实际上成为被控制的禁地，不允许随便进入，也从未允许民间自由开发。

同时，史籍中还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证据，即陈宫遗址此后且有多次被利用的记录。隋朝末年，中原各地纷纷举起义旗，抗击朝廷暴政。隋炀帝明知东都洛阳已回不去，也无意回去，遂在大业十三年(六一七)下令建设丹阳宫，以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隋书·炀帝纪下》载，当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元义宁。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打算扎根南京做太上皇了。然而未等到新宫落成，炀帝在次年三月已被杀死。丹阳宫址虽无明确记载，但研究者多以为在陈朝旧宫遗址上进行修复的可能最大。到了唐高祖武德六年(六二三)，辅公祏称帝于丹阳，国号宋，亦修缮陈朝宫室以居，并部署百官。《旧唐书·辅公祏传》明确记载：辅公祏“自称宋国，于陈故都筑宫以居焉，署置百官”。甚至到了唐僖宗光启三年(八八七)，张雄据上元，暗怀称王之意，还打算治台城为府第。《新唐书·张雄传》载，张雄“即以上元为西州，负其才，欲治台城为府，旌旗衣服僭王者”。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末年，陈宫遗址尚存。晚唐诗人陆龟蒙诗咏景阳宫井，有“古堞烟埋宫井树”之句;张乔笔下的台城透露了更多的信息：“宫殿余基长草花，景阳宫树噪村鸦;云屯雉堞依然在，空绕渔樵四五家。”他与陆龟蒙都写到城墙上的雉堞和宫内的树，雉堞既存，可见城墙一定还在，树多，可见既未“平荡”也未“耕垦”;所以宫殿残余的基础上长的是草花，而不是庄稼;而台城周边的居民也不多，只是“渔樵四五家”，没有说到农夫。可以作为佐证的，还有台城北面一路之隔的同泰寺，《景定建康志》卷四十六载：“南唐改净居寺，寻又改圆寂寺，其半为法宝寺。”引《舆地志》：“法宝、圆寂寺，即古同泰寺基旧址。”又述法宝寺，“亦曰台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今在行宫北精锐军寨内”。其“考证”中说：“梁武帝大通元年创同泰寺，伪吴顺义二年，以同泰寺之半，置为台城千福院，本朝改赐今额。”又说同泰寺“寺基最阔。淳祐七年，创置精锐军，同泰寺旧基皆为寨屋及蔬圃”。同泰寺基到唐末五代尚存，直到杨吴南唐时才被利用，南宋中期尚有遗迹，可见建康都城在隋唐时确未被“平荡耕垦”。

注文中说：“南唐改净居寺，寻又改圆寂寺，其半为法宝寺。”又记法宝寺：“一曰台城院，乃梁同泰寺基之半也。在宋行宫北精锐军寨内。”注文说：《资治通鉴》卷一七七载，平陈之际，“开府仪同三司王颁，僧辩之子，夜发陈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以报杀父之仇;“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广。广以闻，上命赦之。诏陈高祖、世祖、高宗陵，总给五户分守之”。由此可见，对于陈朝陵墓，隋文帝不但没有“平荡”的意思，而且还加以保护。

 

 

 

《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中的《金陵附郭六朝陵墓图》

 

与此命运相类的，还有青溪沿岸的南朝贵族园墅。陈朝权贵随着陈后主一起做了俘虏，被押送北去，其园墅失了主人，即不拆毁也难免荒圮。从江总《南还寻草市宅》诗意看，“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两句，说明自然风貌还保持着原样，并未“平荡耕垦”;“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等句，则说明当时的路径、园墅荒芜后，这一带几乎没有人烟。

对于秦淮河两岸，尤其是秦淮河以南密集的居民区，隋王朝是并不打算破坏的，故而一定要彻底清除其中能够显示都城规模的痕迹，以消灭民众对前朝权威的记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这种变化。这一区域中，最重要的行政建置便是丹阳郡城，其地处于秦淮河南岸偏东，约在今箍桶巷一带，所以不但要平毁，而且对于出现的空地，也要明确用途，只限于垦殖耕作，不得重建城邑。不仅如此，就连梁朝皇家兴建的阿育王寺，也不允许保留。《建康实录》卷十七记阿育王寺变迁，说“陈亡，寺内殿宇悉皆焚毁”。甚至重要的水利交通设施，也要破坏。《建康实录》卷二注文记破岗渎的变迁：自东吴赤乌八年八月开凿，“晋、宋、齐因之，梁避太子讳，改为破墩渎，遂废之，而开上容渎”;“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岗。至隋平陈，乃诏并废此渎”。其目的，自然是切断建康地区与吴、越腹地的交通，压迫其影响。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际，也是从京口即北转扬州，使交通枢纽东移，有意将南京摒于这一南北交通干线之外。由此可以想到，虽然史无明文，但邻近居民区的御道和其他重要道路，以及御道两边的府署建筑，一定也会遭到破坏。唐人诗中说“御路叠民冢”，六朝御道上埋了许多民间墓冢，可以作为旁证。

弄清这一点，对于把握此后数百年间南京地区的城市空间状况是有意义的。六朝时期南京地区南北两极相向发展的局面，在陈亡之后被打破。隋唐以降，又回到了从南部秦淮河两岸缓慢向北推进的态势;而原建康都城的范畴，很长时期内都是闲置的空地。

除此之外，隋王朝还在行政建置上极力压低建康的地位。如上所述，开皇九年(五八九)废除丹阳、建兴等郡，置蒋州，治所在石头城故址，统江宁、当涂二县，以后又增加溧水县。先将建康、秣陵、同夏三县并入江宁，后又将丹阳、湖熟、江乘等县及侨置临沂等县都并入江宁，当涂本是东晋所立侨县，隶属淮南郡，隋废淮南郡，将原淮南郡所辖于湖、繁昌、襄垣、西乡等县并入当涂，移县治于今当涂县城。开皇十一年(五九一)，析溧阳县西北境及丹阳故地东部，置溧水县，后又将溧阳全县并入溧水县，县治设今溧水县在城镇。经过这样一番折腾，建康都城的痕迹，在实地上与建置上，都被抹去了。

 

 

 

《金陵古今图考》中的隋蒋州图

 

隋初的江宁一县，几乎涵括了原建康京邑之地，反过来说，六朝都城区此时竟被降为县以下的建置。江宁县治迁移到晋西州城旧址，即今朝天宫东面建邺路中段一带，相当于六朝都城区的西南角，正在原都城区与居民区之间，既便于管理南面和西面的居民区，也可以有效地监控北面的原都城区。　

这个位置值得加意关注，因为此后八百年间，南京地区的行政中心，一直就在这一带。而六朝都城的南垣，也就成为宫城区与居民区之间一条有效的分隔线。

唐王朝代隋而兴，但在对待建康故都的态度上，却与隋王朝如出一辙，极力贬抑，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隋大业三年(六〇七)，隋炀帝恢复秦汉郡县旧制，改州为郡，蒋州复改为丹阳郡，仍辖江宁、溧水、当涂三县，治所不变。唐初，建康故地先后为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割据。唐高祖武德三年(六二〇)，杜伏威受唐封为吴王，江南土地一入唐王朝版图，朝廷即废除丹阳郡，改置扬州，治所仍在石头城;将江宁县易名归化县，并析江宁、溧水两县地设置安业、丹阳、溧阳三县，五县统属扬州。归化、安业这两个新县名的政治色彩十分明显。武德六年(六二三)，大约局势已经安定，才将安业并回归化，易名金陵县;扬州所辖增加了延陵、句容二县。武德八年(六二五)将扬州大都督府及州治从金陵迁往江都，并将许多居民迁往江都。自此以后，扬州成为江都的专名。金陵县易名白下，改属润州，治所在古白石垒旧址。而白下县又不断改名，忽归化，忽江宁，直到唐肃宗上元二年(七六一)，改为上元，一百四十年间七易其名，八变隶属。此后因唐王朝日趋衰败，顾不上这个前朝故都了，上元县名才得以沿用到唐末。其间，唐肃宗至德二年(七五七)曾于江宁县置江宁郡，以建邺路中段原江宁县城为治所，辖江宁、句容、溧水、溧阳四县;时仅一年，乾元元年(七五八)又改江宁郡为昇州，不久即废，至唐僖宗光启三年(八八七)复立。这时唐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而复立的昇州，却成了未来一代新都的基础。

 

 

 

《金陵古今图考》中的唐昇州图

 

隋、唐两朝统治者对于南京地区，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城市规划与建设，只在前人基础上修建了一些衙署，有的加筑了城池。重要的几处，一是石头城，在唐初被扩建为扬州大都督府。武则天光宅元年(六八四)，徐敬业起兵反武则天，也曾遣部将崔洪修石头城以固拒守。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断，长安失守，唐德宗逃往陕西，建中四年(七八三)，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韩滉对石头城进行改筑，准备唐德宗迁都上元，史称“韩滉五城”、“石头五城”。《旧唐书·韩滉传》载：韩滉“筑石头五城”，“毁拆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修坞壁，建业抵京岘，楼雉相属，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多令毁废”，拆毁上元县佛寺道观以至前人墓葬，以取得砖、木等建筑材料。由此也可见当时石头城周边数十里内，已无成材树木可以利用。二是昇州城，是在原江宁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位置在今朝天宫东建邺路中段，也相当于以后南唐宫城的西南角。了解这一点，对南唐宫城的选址也就容易理解了。再就是辅公祏称帝时所建城，位于古燕雀湖畔、原齐文惠太子苑地，大约在今黄埔路以西，辅公祏失败，此城即被毁废，没有什么留下痕迹。

现在还留下遗迹的重要隋唐建筑，是栖霞寺。隋文帝仁寿元年(六〇一)得到一包佛骨舍利，分给全国八十三个州建塔收藏，第一批三十个州中就有蒋州栖霞寺。现栖霞寺舍利石塔虽已是南唐时所重建，但专家认为塔基下面藏舍利的石函，应是隋代原物。唐代初年，栖霞寺改名功德寺，增建殿堂佛舍四十九所，成为当时江南最大的佛寺，“天下四大丛林”之一。唐高宗时还为栖霞寺创始人明僧绍立碑，即今栖霞寺前保存完好的明征君碑。

此外还有乌龙潭畔，颜真卿所建的放生池。唐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颜真卿来江宁任昇州刺史，他向皇帝建议在全国修建八十一处放生池。而他所辟的江宁放生池，据传就选在了清凉山下的乌龙潭。后人为纪念颜真卿和有功德于放生的人，在乌龙潭西建造了放生庵和颜鲁公祠，祠内置颜真卿所书《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铭并序》石碑。颜鲁公祠屡毁屡建，至今不失为南京为数不多的唐代文化遗址之一。

不过，隋、唐时期，南京地区的成长并没有停止。

一方面，由于建康时期都城与居民区、商业区的远相隔离，建康都城在隋初被废弃，居民区、商业区并没有遭到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仍在进行;另一方面，六朝时期奠定的厚实的经济、文化基础，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所能消解得了的。再加上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交通枢纽地位，隋唐时期，金陵仍是东南驿道和漕粮转运的重要枢纽之一，江南设有临江驿、石头驿、白下亭，江北设上沛、武德、瓦梁、汤村、盘城、汤村六驿，其经济的发展并不因行政地位的下降而停滞。在这三百余年间，南京地区仍不失为东南一带的经济、文化重镇，不失其举足轻重的地位。换个角度说，或者正因为南京地区在隋、唐时期的政治地位低下，其经济商贸、手工业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达，才更容易凸显出来。

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汉开唐的一个重要过渡时期，对于南京地区来说，尤其是这样。这一论断，就文化角度而言，容易为人接受，从经济角度说，则难免引起疑问。因为后人对于六朝社会，往往有着某种程度的误解，以为“六朝烟水”间人，都“口不语阿堵物”，是不食人间烟火之辈。连日本诗人大沼枕山也写出这样的诗：“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实则被作为六朝士人风习标本的《世说新语》，早就被人看出其记事择言“以玄虚简远为宗旨，失之偏颇，范围亦狭”——就算它说的都是真话，也绝不是社会真实的全貌。而这种盲目崇尚“玄虚简远”的心理，恰恰反映了文化人面对商品经济和拜金主义大潮的消极与无奈。后世关于六朝风雅的大量文字，都未免带着过于强烈的文化浪漫色彩。

对此，《隋书·地理志下》做了较为确切的评判：“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隋时南京地区商人在市民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市场的繁盛不亚于长安和洛阳。

而据《宋书·五行志》记载，在晋安帝时，石头津渡已经发展到“贡使商旅，方舟万计”的规模。“资于官禄”的“君子”们，也并非不参与商业活动。早在东吴时期，在从三吴地区长途运输政府和军队所需物资时，就允许、鼓励官员与军人参与商贸活动，以补充都城的物资不足，这也就为民间广泛的商品交易提供了生长的基础。南京地区的商业传统，由此肇端。六朝官僚，不乏商人出身的。《梁书·傅昭传》载，贵为金紫光禄大夫的傅昭，十一岁时曾“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梁书·王僧孺传》载，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甚至朝中权贵，也热衷于聚财。《晋书·王戎传》载，晋司徒王戎，权倾当朝，而“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制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尤其是王戎的吝啬，与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不相上下。他的女儿出嫁，借了他几万钱，他心里一直不痛快，直到女儿把钱还给他，他才高兴起来。他的儿子结婚，他给了儿子一件单衣，但也耿耿于怀，婚事一办完，就催着儿子把衣服还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王家李树上结的李子很好吃，这位权贵常常拿出去卖钱，而且在卖李子时，一定要把李子的核钻坏，唯恐别人得了种子去种，以后他的李子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中，记牛郎织女故事，说“牵牛娶织女，借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中”，所以每年只能在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王戎嫁女当是牛郎织女故事的本来面目;故事中天帝的原型，或许就是王戎吧。梁人殷芸《小说》中有一个故事，说几个人在一起“各言所志”，有人愿为扬州刺史，有人愿富有钱财，有人愿做神仙骑鹤升天，最后一个人总而言之，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两句话也成了千古名言，现在还是扬州人的骄傲。其实梁代的扬州，治所正在都城建康。《建康实录》卷十五载，齐东昏侯当政时，甚至在宫中立“宫市”，“太官乃朝进酒肉肴果，使宫人阉竖共为裨贩，潘妃为市令，帝为市魁”。论者多以此为东昏侯荒淫之证，而这也正该是当时建康社会思潮的反映。

商业之外，六朝时期建康地区的手工业也很发达。

卢海鸣《六朝都城》中综合各家史料指出：“孙吴建国之前，孙策与周瑜等人袭击皖城，攻克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这里的‘百工’，指的就是各行各业的手工业者，他们后来成为孙吴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基本工匠。吴景帝孙休永安年间，交阯郡太守孙谓‘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业’，再次充实了孙吴官营手工业作坊的力量。东晋末年，大将刘裕率军灭后秦，迁关中‘百工’于江南，并在首都建康设立专门的织锦机构——斗场锦署。”《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丹阳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六朝事迹编类》引《图经》有锦署：“宋迁百工于此也。”除此之外，东吴宫内还有专门的纺织宫女。《三国志·陆凯传》载陆凯谏东吴后主疏，其中提到孙权时“后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孙权死后，会稽王和景帝在位时，“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至少增加了十几倍。陆凯认为这是宫廷奢侈的表现，但也正反映出当时纺织业的兴盛。

 

 

 

明版画，剪帛

 

六朝时对各种手工业，都已设置专门的管理职官。《宋书·百官志》载，有“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大致相当于汉代的考工令，“主作御刀绶剑诸玩好器物”。又有“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并说明其沿革：“晋置令，掌工徒鼓铸，隶卫尉。江左以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地方郡县有冶铸业的，“或置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可知东吴、东晋即已有类似设置。当时的冶铸能力已相当强，《梁书·康绚传》载，梁武帝时“堰淮水以灌寿阳”，筑长堤拦截淮水去淹魏军，不能合笼，“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鬵，小则铧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一时竟能筹集数千万斤铁器;同时也可见其冶铸器具不仅限于官方所用的礼器，也有大量民用农具。又有“平准令一人、丞一人，掌染”。又有“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晋世以来，有事则置，无则省”;及“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也都是东晋就有的职官。《南齐书·百官志》中，除上述各官，又增设了“锻署丞一人”。《建康实录》卷八载，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窑处之地施僧慧力，造瓦官寺。”可知当时有管理陶器烧造的陶官。《六朝事迹编类》引《舆地志》有纸官署：“宋永初中旧立，齐高帝于此造银光纸。”

 

 

 

明版画，王濬楼船

 

更为突出的是造船业，船是江南重要交通工具，从行军作战到商旅贸易，都离不开船。《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引《江表传》：“少帝于宫内作小舡三百余艘，饰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建业宫中就能造出几百艘装饰华丽的船来。又引夏侯弼《吴都赋》：“严严舡舻，泛泛杨舟，权河高峙，风骇云浮，坚壁金扶，有若高楼”;大船上建楼可达数层，《释名》：船上“屋曰庐，像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爵室，于中候望如鸟爵之警视也。”所以能令人生“风骇云浮”之感。又引《义熙起居注》：“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连营。缮令曰，诸私家不得有战舰等舡。”可见当时私家制造大船已成风气，朝廷不得不下令禁止。到了隋代，更将这种大船视为威胁。《隋书·高祖纪下》：“(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上，悉括入官。”以没收入官来加以限制。

六朝时期建康所造的船，溯江泛海，往来商贸，不但证明南京地区从开始就是一个跨江发展、面向大海的城市，而且为隋、唐长安与海外各国的友好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时期，南京地区的商业与手工业继续发展繁荣。只是，中华民族虽然十分重视历史，却过分重视政治史而过分忽略经济史，所以正史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记载很少。所幸的是，六朝故都的盛名，江南风物的秀美，引得许多文人学士纷纷前来游览观光，并写下了大量的诗文，其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南京地区的繁荣景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文字记载，使得南京城市的内涵大为增加，在遗存到后世的实物之外，保存下了更多的城市记忆;使城市在空间维度之外，能形成相对完整的时间维度。换句话说，城市正是依靠记忆而存在。

最值得注意的，是崔颢的一组《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下渚多风浪，莲舟渐觉稀。那能不相待，独自逆潮归。

三江潮水急，五湖风浪涌。由来花性轻，莫畏莲舟重。

 

诗中的横塘，与长干里关系密切。三国年间，东吴自石头城沿江岸向南筑长堤，称为横塘，故址在今石头城到水西门一带。秦淮河畔的长干里，在唐代仍是南京最稠密的居民区和最繁华的商业区，横塘则是商民驾船出航的重要通道。所以写长干里的诗歌，常常会提到横塘。这几首诗里透露出的重要信息，是长干里人的经商活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是许多人长年在外，以至于邻里不相识;二是长干里人在商人队伍中的分布甚广，长江之中两船相遇，就可能有同乡相会，颇有后世“无商不徽”的气势。长干里这块土地上滋生出的商业和运输业的繁荣，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所以唐人的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南京地区的代词。

唐代抒写长干里的诗歌难以枚举，其中最著名的自然要算李白的《长干行》：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行远，瞿塘滟滪堆。

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家书报。

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明版画，相迎不道远

 

李益也有同名诗作：

 

忆妾深闺里，烟尘不曾识。

嫁与长干人，沙头候风色。

五月南风兴，思君在巴陵。

八月西风起，想君发扬子。

去来悲如何，见少别离多。

湘潭几日到，妾梦越风波。

昨夜狂风来，吹折江头树。

淼淼暗无边，行人在何处。

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

日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

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

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

自怜十五余，颜色桃李红。

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两首诗意旨相同。诗人通过抒写“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的青梅竹马，以衬托商家女眷对爱情生活的美好向往。然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诗中对长干里人经商活动的细致描述：男人们十五六岁就踏上了经商的旅途，直上湘潭巴蜀，他们的妻子虽有愁怨，但又能充分理解自己的丈夫。中唐时代生活在南京的女伶刘采春，唱过这样一首《望夫歌》：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

 

在商业大潮的裹挟下，“夫婿”的离去已经是势在必然;也只有夫婿的暂时离去，才会有将来的安乐生活。明白这一点的少妇，只肯迁怒于将其夫婿载去的“秦淮水”与“江上船”，而不忍责备“见少别离多”的夫婿。

张潮的《长干行》，更为我们描绘出这种商业大潮下商人妇的矛盾心理：

 

婿贫如珠玉，婿富如埃尘。贫时不忘旧，富贵多宠新。

妾本富家女，与君为偶匹。惠好一何深，中门不曾出。

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

远方三千里，发去悔不已。日暮情更来，空望去时水。

孟夏麦始秀，江上多南风。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

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常恐游此山，果然不知还。

 

她变卖自己心爱的衣裳为夫婿筹集经商的资金，可是夫婿远行后，她又后悔不已。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长干里商人妇的离愁闺怨，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描绘完全不同。浔阳江头的商人妇，是饱经风霜而后期望安定生活的女性，斑驳的身影和斑驳的情绪，给人以薄暮的悲凉。而长干里少妇的闺怨，则是一种清纯少妇对美好生活的思念，色彩要明亮得多，虽对未来有所担忧，但决不失希望和勇气。这是正在上升的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有着商业家庭背景的李白，对于商人的生活与情感自有特殊的敏感，又有着沿长江上下的丰富旅行经验，故而能够创作出《长干行》这样的名篇。读李白的《长干行》，决不会让人泪湿青衫。千余年来的一代代读者穿越时空隧道，仿佛也成了唐代长干里的居民，成了这位无名少妇的邻人和朋友，分享着她的喜乐哀愁，甚至愿意陪伴她沿江上溯七百里，到水流湍急的长风沙去迎接她的夫婿。

长干里的居民，驾船经商，沿江往来，从江之尾到江之头，而外地的商人也有长住长干里的。王建的《江南三台》就透露了这样的消息：“扬州桥边少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久居异乡，难得亲人音讯，只能借拜鬼求神作精神寄托了。

长干里，是唐人诗歌塑造出来的金陵胜迹，更是唐代繁盛商业经济孕育出来的金陵胜迹。而这些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产生的新兴的市民文化。一些人在解读这些诗歌时，迷失在长干里的诗情画意中，忘记了长干里只是一个端点，真正波澜壮阔的活剧，则发生在长江上。所以，长干里同样在证明着，南京是一座沿江发展的城市。离开了长江的长干里，必然走向衰落。将长干里的繁华仅与秦淮河相联系，肯定是一种误读。

长干里在后世衰落的重要原因，一是脱离了那种特定的太平盛世下商业发达的大环境，二是南唐修筑金陵城墙时将其部分隔在了城墙之外，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元明之际长江逐渐北移导致的横塘消失。唐代以后的长干里诗，诗人们见仁见智，然而不是沉醉于少男少女的青梅竹马，就是沉溺于独守空闺的少妇怨艾。至于孕育产生这一切的商业背景，却被无视经济现实的诗眼忽略而舍弃了。

这里顺便说到，“城市”这个词，已经被人们用得太熟，以致很少有人还记得它的本来意义。其实“城”与“市”本是两个不同范畴里的概念。“市”的本义是交易行为，引申为交易的场所;而“城”则是出于政治或军事需要所设置的墙垣，后来才引申为墙垣内的区域。“市”是由居民的正常社会生活中自然生发出来的，而“城”往往是统治阶层外加于居民的。只是由于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重政治而轻经济，在经济活动中又重农而轻商，对于商业活动始终持鄙夷态度，“城市”这个词的意义，才完全偏到了“城”的一边。

从常见的唐人诗歌中可以了解到的历史信息，不止于此。通过诗人们记录下的活动地点，也能大致看出当时的城市空间状况。王勃写到的白下驿，在今通济门附近。储光羲写到的临江亭，可以望见龙尾湾，当在今水西门附近，也有人认为更为偏北，已临近龙江关。李白曾经登临和眺望的，有凤凰台、白下亭、三山(在凤凰台西江岸)、白鹭洲(当时近秦淮河口的沙洲)、劳劳亭(即东晋新亭，在今菊花台附近)、卢龙山(今狮子山)、后湖、钟山、秦淮河、冶城西北谢安墩(今朝天宫冶山附近)、板桥浦(今南郊板桥一带)、瓦官阁(今花露岗上)、金陵城西楼等，除了钟山和后湖两大风景区，其余都在秦淮河沿岸。杜甫也曾在城南瓦官寺里看顾恺之的画，可见位于城南居民区内的瓦官寺在隋初未遭破坏。刘长卿、权德舆、皮日休都到过栖霞寺。隋唐两代都有佞佛的帝王，而又不愿继续张扬六朝重要寺庙，所以将原先规模不大的栖霞寺扶持起来，给予特别的重视。元稹游过钟山玩珠峰前的开善寺，则是原建于梁代的寺庙。刘禹锡写到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台城已经“万户千门成野草”，乌衣巷则化为“寻常百姓家”，他还到过冶城和西塞山(清凉山北高峰)。杜牧写到秦淮酒家、杏花村和烟雨楼台。温庭筠写的是朱雀桥南的谢公墅。韩翃笔下的江宁日常生活：“朱雀桥边看淮水，乌衣巷里问王家。千闾万井无多事，辟户开门向山翠。楚云朝下石头城，江燕双飞瓦棺寺。”由此可见，当时的生活区与商业区，几乎都在石头城、冶山至通济门一线以南。

而一旦写到原建康都城及其周边地区，则无一例外都呈现为怀古的主题。李白留下了这样一些诗句：“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冠盖散为烟雾尽，金舆玉座成寒灰”;“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六代更霸主，遗迹见都城”;“白杨十字巷，北夹湖(潮)沟道;不见吴时人，空生唐年草;天地有反覆，宫城尽倾倒;六帝余古丘，樵苏泣遗老”。韦庄的“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王贞白的“乱来城不守，战后地多芜”;“御路叠民冢，台基聚牧童;折碑犹有字，多纪晋英雄”;司空曙的“辇路江枫暗，宫庭野草春”;许浑的“楸梧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李群玉的“野花黄叶旧吴宫，六代豪华烛散风;龙虎势衰佳气歇，凤凰名在故台空;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都反映出六朝都城当时的状况，宫城倾倒，野草满庭，台基嬉童，虽然呈现出衰落与荒凉的景象，却也证明台城确实没有被“耕垦”为田地。王勃在《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写道：“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蟠，三百年之帝国。关连石塞，地实金陵;霸气尽而江山空，皇风清而市朝改。昔时地险，实为建业之雄都;今日太平，即是江宁之小邑。”中国南北分裂时期的“雄都”，到了大一统的隋唐时代，只能是“江宁之小邑”，然而，霸气虽尽，江山未空，在经济上与文化上，隋唐金陵都是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