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 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的三次“围剿”失败后,于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敌“围剿”部署分中、右两路大军,共集中了24个师又6个旅,计30余万人,在战术上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从四面合围鄂豫皖根据地。
由于当时担任红4方面军主要领导的张国焘,积极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黄安、苏家埠等四次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不堪红军的一击,一味坚持所谓“坚决进攻”的战备,不但不指挥红军抓紧战前短暂时间进行临战准备,反而命令红4方面军向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继而又南下夺取麻城、黄陂,以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8月7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10日,其中路军6个师从西北两面向红安和七里坪进攻。张国焘被迫撤围麻城,令红4方面军主力西进堵击。8月11日在红安城西冯寿二与敌接触,进行阵地战,这时敌另外四个师向红军逼近,红4方面军遂放弃阵地,向七里坪迎战敌第1军。13日,红安城失守,在七里坪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双方僵持不下,但因敌14军两个师赶来,红军再战不利,乃撤出阵地,向东转移。上述两次阵地战未能使得战局有利于红军,相反却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并继续处于被动地位。8月21日,敌第1路军四个师向东北前进,配合第20路军三个师,会攻鄂豫皖根据地中心新集,此时,南面敌第14军也进逼过来,红军被敌三面夹攻,极为不利。于是,张国焘一面令部队向东转移, 一面仓卒组成鄂东北道委(相当于特委)留当地坚持斗争,率分局、省委、省府机关撤出新集,随部队向东转移。敌人见此,遂以七个师追击,三个师防堵,东线之敌也分别占麻埠、罗田、英山。红军在敌十三个师后追前堵之中,情况危急。
在这样态势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变成惊慌失措,9月13、14日连电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要求给予紧急援助。在江西指挥红1方面军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接电后,当即复电:指出“应采取诱敌深入”、“隐蔽主要目标”、“运用广大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扰敌、袭敌,”“主力在运动中选择敌薄弱部分各个击破、粉碎敌第四次‘围剿’”等,对这一正确的建议,张国焘不仅没有加以采纳,用来挽救危局,相反失去了反“围剿”的信心,提出分散到潜山、太湖打游击的计划。因这一计划明显地符合敌人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的企图,遭到多数领导人的反对而未能实行。红4方面军经商南、金家寨、燕子河,9月底到达英山县境。后经大崎山、新洲、长岭冈,于10月上旬到达红安地区。这时,反“围剿”已非常不利。10月8日,红4方面军刚抵红安河口地区,即与敌两个师遭遇,击溃其一个旅又一个团,毙伤敌2000余人;9日,又毙伤敌近千人。在这两次战斗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第11师政委甘济时光荣牺牲。这时,敌第1军、第15军共五个师又一个旅,从东、南、北三路压来,西面又有敌两个师固守。在被敌四面包围的严重情况下,张国焘于10月10日在河口以北黄柴畈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紧急会议,提出要红军向外线转移。会议鉴于以前几仗未打好,敌人重兵云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因此亦同意转移外线作战,企图调动和歼灭敌人,待机打回根据地。会后,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4方面军总部,率领部队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越平汉线,进行战略转移。
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历时两月之久,红4方面军和鄂豫皖根据地人民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张国焘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第四次反“围剿”终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