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选自明·张溥《五人墓碑记》。

高爵显位：指官高位显的封建官僚。

抵罪：根据罪行加以惩治。

【赏析】

明代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迫害正直官吏和读书人，引起了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引起了苏州人民的反抗，他们激于义愤，一呼百应，并冲入官衙，打死一名旗尉。事后五个市民领袖慷慨就义，谈笑以死，这与那些身居高位而不敢伸张正义的士绅官僚们形成鲜明对比：

“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

意思说：如今那些身居高官要职的人，一旦被治罪，有的脱身逃跑，远近地方都不敢收留，有的剃光头发当和尚，或装疯卖傻，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种丢人现眼的卑鄙行为，比起五人的牺牲精神，彼此的轻重到底如何呢!

作者认为，在冤狱遍布全国的形势下，那些爵高位显的官僚们，很多人依附阉党，危害国家，助纣为虐，丧失了自己的气节。不仅如此，一旦触怒阉党，被治罪时，有的脱身逃跑，有的剃光头发，遁入空门，有的装疯卖傻，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些饱读诗书、深“明大义”的“高爵显位”们，平时道貌岸然，其实虚伪无比。为了苟全性命，做出种种“辱人贱行”来，多么可耻，多么卑劣!

然而，他们的“辱人贱行”，正反衬出五人的激昂大义;他们的逃亡和佯狂，正反衬出五人之死有重于社稷。正是“五人”为首的市民暴动，沉重地打击了阉党的嚣张气焰，所以作者不无赞扬地说道：“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作者将宦官集团“不敢复有株治”及最后投缳而死，归结为“吴之民”的“发愤一击”和“五人之力”，凸显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及五人的光荣不朽。 由此，这二者孰轻孰重，不是判若霄壤了吗!前者苟且偷生，轻若鸿毛;后者仗义而死，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