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逍遥游》)

鉴　赏

这是庄学的入手处。庄子认为，欲明大道，先欲扩大心量、开阔眼界，摆脱由于地域、时代、角色的限制而产生的一曲之见，然后才谈得上逍遥。“若无天肚量，争得培圣胎。”此为道家的“入道”法。

儒家对此则不太强调。儒家更看重个人生活中的实践理性，故一下手就是《大学》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认为一定要到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体认此道，才算到位。这一层政治实践的意思，《庄子》“内七篇”里也有，但到了最后一篇《应帝王》才阐发出来，此中消息，耐人寻味。

庄子反对急着去“用”。在他看来，先把天地般的心胸培养出来，使己心逍遥于无限广大之境，才是入道的正门。

中国文人时常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他们心中充满了“明道”、“明明德”的基因，却经常将其误解为可以一步到位，忽略了觉悟的过程性。如果从终极说，即使“大知”、“大年”，也没有达到“无待”的至境，但倘若忽略了“大”这个入手处，一上来就在个人意识的小圈子里打转，那不正是庄子贬斥的“蜩与学鸠”么?黑格尔讲“正反合”的辩证过程，我们的思维为何却经常偷懒，不断地犯着“以正为合”的谬误呢?

这种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自宋以后，文人希望不脱离个人日常生活而达于道之至境，却不知这是一个“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的过程，稍有一点体悟，便沾沾自喜，立即滑入一种独善其身的保守心态中。他们也强调“明明德”必须“在亲民”，但忽略了庄子所说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重要性，故内在的修养很难落实到外在的事功上。诸葛亮这样文武并用、内外兼修的伟人越来越难出了。王阳明如果不是早年在释老中游学了一阵，又被赶到贵州流放了几年，单凭朱熹这一套，恐怕也难取得后来的成就。到了清朝，中国文人的思想偏枯更加严重，国力越来越弱，最后不得不吞下落后挨打的恶果。

如果中唐以后的士人在强调“明明德”、“明道”、“复性”的同时，能以《庄子》为参考，重视这一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结果又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