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容海色本澄清——说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元祐三年(1088)十二月，苏轼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诗，流露了不安于位、希求退隐的心情。次年三月，即出知杭州。此后又改知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已经变质的变法派上台，蔡京、章惇之流用事，专整元祐旧臣;苏轼更成了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而惠州，最后远放儋州(今广东儋县)，前后经历了七年的艰苦生活。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这首诗，就是元符三年(1100)六月自海南岛渡海返回大陆时所作。

这是一首七律。先看前两联：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纪昀评论说：“前半纯是比体。如此措辞，自无痕迹。”说这四句诗“纯是比体”，固然有道理;因为这不单纯是写景，分明还另有意义。然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既“以彼物比此物”，不管如何“措辞”，都不能不露“比”的“痕迹”。但这四句诗，又的确是不露“比”的“痕迹”的。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诗人仰首看天，看见参星已横、斗星已转，于是判断道：“快要三更了!”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乃是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那“参横斗转”的天象，是正在渡海的人看出来的;他根据“参横斗转”而作出“欲三更”的判断，其内心活动也依稀可见。

“参横斗转”当然是客观景象，它们点缀了夜景。但这客观景象除点缀夜景之外，本身还有意义：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明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的调子很明朗，抒情主人公因见“参横斗转”而说“欲三更”之时的心情也很愉快。

那么在“欲三更”之前，情况又怎样呢?诗人在第二句里告诉我们：在“欲三更”之前，还是“苦雨终风”，天上也自然没有星斗，一片漆黑。无尽无休地下、使人深以为苦的雨，叫“苦雨”;没完没了地刮、终日不间断的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星光，于是就“参横斗转”作出判断：“啊!快要三更了!”继而又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风雨交加，阴惨可怖的天道，也还懂得放晴呀!有了这一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被塑造得更加丰满了。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两句诗，写景如绘。但主要不是写景，而是抒情;抒情中又包含议论。

这四句诗，句子结构各有变化，显示了诗人在造句方面力避雷同的匠心。一、二两句不求对仗，容易运用不同句式。三、四两句要求属对工稳，一般句式相同;而诗人却变换手法，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使上句和下句各具特点。“云散、月明”，这是两个主谓词组;“天容、海色”，则是两个名词性词组：怎么能前后对偶呢?原来这里用的是“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

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其共同点：每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诗的特点。

就客观景物说：先是“苦雨终风”;而后天空里出现了星斗;而后乌云散尽，一轮明月照耀碧海，天容海色，万里澄清。而这客观景物的变化，又是流放海外多年的人在政治风云起了变化、遇赦北归之时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就主观抒情或评论说：诗人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继而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

这四句诗，以抒情主人公为中心，从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中展现的艺术形象是相当明晰的。读者从这里看到了抒情主人公半夜渡海的情景，感受到他因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喜悦心情。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成功的艺术形象，除了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往往能引起读者的联想。用传统的文论术语说，这叫做“言外之意”。这由艺术形象引起联想而产生的“言外之意”，是与简单的“比”所获得的艺术效果不同的。读这四句诗，的确会引起联想;特别是对于和苏轼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更会引起联想。纪昀读这四句诗，大约就联想到政局的变化，因而说那是“比体”;但他又感到艺术形象本身自有意义，与单纯“以彼物比此物”很有区别，就又说“如此措辞，自无痕迹”。他虽然运用术语不太确切，却毕竟看出了这四句诗的丰富含义，总算有眼力。

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读者不觉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的确“字字有来历”。用典而使人不觉，这是用典成功的例子。用了什么典故呢?《晋书·谢重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义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我苏轼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我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中用典，不应全盘否定。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像这样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句子中融合典故而使人不觉得用典的例子，在苏轼的诗中还很有一些。例如他在听到哲宗病死、自己即将内迁的消息之后所作的《儋耳》诗：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第一句就有出处。《新唐书》卷二○三《吴武陵传》载：“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遗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苏轼长期遭贬，正与柳宗元(子厚)相似，这里化用吴武陵的说法写出“霹雳收威暮雨开”的诗句，既描绘了眼前景，又反映了政局的变化及其由此引起的喜悦心情。

前三句，写天象的变化，点明渡海的时间是“夜”，还没有写“海”。第四句，“天容”与“海色”并提;五、六两句，便转入写“海”。三、四两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五、六两句，则分别用典，显得有变化。“空余鲁叟乘桴意”中的“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话，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又哪里能谈得上“行道”?如今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我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我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我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又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自慰呢?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

第五句紧扣题目，写到“乘桴”渡海，第六句便写海上波涛。这一联是对偶句，上句用典，下句也用典，铢两悉称。“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篇》：“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接下去，黄帝便针对北门成的提问逐一解答，如说“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等等。最后作出结论：“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浮”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惑故愚，愚故道”的种种境界，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啊!

喜用典故，这是苏诗的特点之一，也是宋诗的共同点之一。苏轼博览群籍，笔底典故辐凑，有失也有得。有些篇章堆砌过多的典故，既生僻难懂，又枯涩少味，过去就有人讥为“事障”。另一些篇章虽用典而驱遣灵妙，精切自然，以少数之字句述复杂之事态、传丰融之情思，既显而易解，又耐人寻绎。不过，正因为用典精切，有些诗句，必须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有关的历史情况，才能充分理解。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里说：

近世有蜀人任渊，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己三家诗，颇称详赡。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闳博，旨趣深远，渊独不敢为之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某谢不能。他日，又言之。因举二三事以质之曰：“‘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至能曰：“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政，尽收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不敢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诚难矣!”

陆游所说的“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是《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一诗的结句。此诗乃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过大庾岭时所作。先一年，即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死，皇太后向氏处分军国大事;四月，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复叙元祐臣僚，一时人号“小元祐”。而苏轼于十一月北上至英州，得到的旨令却仅仅是：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苏辙也未复官。《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里说：叔孙通建议汉高祖，愿征鲁诸生与其弟子共起朝仪;结果征得三十余人，而“鲁有两生不肯行”。苏轼的那两句诗，即用此典概括了当时的政局，语似赞扬而实含讥讽。陆游的分析，可谓深中肯綮;范成大只理解为“复召元祐诸人”，就没有抓住“意深语缓”的特点。有的注本注“空余鲁叟乘桴意”，只说坐筏子渡海，注“粗识轩辕奏乐声”，只说以乐声比大海波涛之声，似乎也未能充分挖掘诗人用典的深意。

尾联“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推开一步，收束全诗。“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当然首先照应诗题，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绍圣元年(1094)，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这期间，他作了一首《纵笔》七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执政章惇闻之，怒其犯了罪还如此“安稳”，因而又加倍处罚，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他从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度过了四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很清楚，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蒙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当然，“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者，多次死去也。“九死南荒”而“吾不恨”，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诗人自己说得很明确：他之所以“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很达观，但哪能毫无恨意呢?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有人也许要问：“诗人不是明说他之所以‘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吗?”是的，是这样说的，但妙就妙在这里。第一，仅仅看到了“奇绝”的景色，无论如何也抵不了“九死南荒”的长期折磨。诗人特意讲了“九死南荒”，却偏不说恨，而以豪迈的口气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既含蓄，又幽默，而对政敌迫害的蔑视之意，也见于言外。第二，“兹游”既包含自惠州贬至儋县以及“九死南荒”、遇赦北归的全过程，那么“奇绝”也就不仅指自然景色的美好。“奇绝”一词，是“奇到极点”的意思，既可形容正面事物，又可形容反面事物。诗人在“霹雳收威”、渡海北还之时总结被贬经历，饶有风趣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其豪放性格和乐观情绪，都跃然纸上，而对政敌迫害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