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丛深色花 十户中人赋——说白居易《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买花》是《秦中吟》组诗的第十首，《才调集》题作《牡丹》。在写于同一时期的《新乐府》中，也有一篇写牡丹的《牡丹芳》，可与此诗参看：

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焰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轻盈泛紫艳，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向背万态皆低昂。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断肠。秾姿贵彩信奇绝，杂卉乱花无比方。石竹金钱何细碎，芙蓉芍药苦寻常。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盖日相望。庳车软舆贵公主，香衫细马豪家郎。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戏蝶双舞看人久，残莺一声春日长。共愁日照芳难驻，仍张帷幕垂阴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重华直至牡丹芳，其来有渐非今日。元和天子忧农桑，恤下动天天降祥。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今年瑞麦分两歧，君心独喜无人知。无人知，可叹息。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关于中唐时期长安崇尚牡丹的情况，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在《国史补》(卷中)里说：“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执金吾铺官围外寺观，种以求利，一本有值数万者。”白居易的《牡丹芳》和《买花》，则不仅对“京城贵游”们“车马若狂”地“耽玩”牡丹和以高价购买牡丹作了生动的描绘，而且通过与其对立面的强烈对比，揭露了社会矛盾的某些本质方面，表现了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主题。

牡丹芳》把“元和天子忧农桑”和“王公”、“卿士”、“贵公主”、“豪家郎”“游花冠盖日相望”相对比，从而肯定前者，批判后者。“元和天子”未必真的“忧农桑”。从正面说，上行下效;从反面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总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古老的民歌说得好：“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乾谷。”如果说“元和天子”真的“忧农桑”，命令他的臣子们全力以赴地抓农业生产，那么，那些“王公”、“卿士”、“贵公主”、“豪家郎”们又哪里会“车马若狂”，只醉心于“赏花”、“买花”呢?不言而喻，直接地揭露“臣乾谷”，实际上也就间接地批判了“上求鱼”。作者之所以提到“元和天子忧农桑”，一方面是希望他这样做，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只有捧出“元和天子”作为“忧农桑”的正面力量，才便于、而且敢于把那些有权有势的“王公”们作为“忧农桑”的对立面加以否定。明乎此，就可以看出作者的艺术构思相当巧妙。如果不加分析地给作者送一顶“美化封建皇帝”的帽子，那未免太简单化了。

牡丹芳》的构思特点是把“元和天子”的“忧农桑”和“王公”、“卿士”、“贵公主”、“豪家郎”们的“尚牡丹”作对比。“忧农桑”与“尚牡丹”，这二者的对比是强烈的;但“元和天子”与“王公”、“卿士”、“贵公主”、“豪家郎”却同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其间的关系是“上梁”与“下梁”的关系，既非尖锐对立，因而也谈不上强烈对比。把在现实生活中本非尖锐对立的人物在艺术构思中作强烈对比，就难免乞灵于抽象的议论，给这首诗的结尾带来概念化的缺点。这种缺点在《买花》里却并不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不是拿“元和天子”和“王公”、“卿士”等等作对比，而是拿“田舍翁”和“王公”、“卿士”等等作对比。在封建社会中，“田舍翁”和“王公”、“卿士”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而在艺术表现上运用对比手法，就能够形象地反映生活真实，充分地揭露社会矛盾的本质。

白居易很善于运用对比手法，通过不同人物在同一事物、同一事件上所表现的对立关系揭露社会矛盾的本质。例如《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以易糇粮。凌晨荷锄去，薄暮不盈筐。携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肌肠!”

农民忍冻挨饿，从“凌晨”到“薄暮”，只采了半筐地黄，为的是拿到“朱门家”去换些“马”吃“残”的粮食，“救此苦肌肠”。“朱门家”的“白面郎”不仅自己锦衣玉食，连他的“马”也已经喂得很“肥”，还为了使它“照地光”，要给它吃补药——地黄。那“地黄”，农民得之不易，而“白面郎”付出的代价，却只是马槽里的“残粟”而已。诗人并没有作什么说明，发什么议论，只通过对于“朱门家”与“采地黄者”在“地黄”这同一事物上所表现的对立关系的具体描写，就把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矛盾揭露得入木三分，惊心动魄。

买花》在运用对比手法揭露社会矛盾方面与《采地黄者》有类似之处，但也有变化。

从“帝城春欲暮”至“移来色如故”一大段，着力地描写了“长安贵游”如疯似狂地以高价“买花”的情景。其中的“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乃是关键性的句子;但如何理解，却颇有分歧。有人认为上句指百朵红牡丹、下句指五束白(素)牡丹，“灼灼”言其红艳，“戋戋”言其微少。这样一来，两句就都是写“花”，而不是写“买花”，上面既与“相随买花去”、“酬值看花数”脱节，下面又与“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不合。从章法上看，“一丛深色花”，显然上承“灼灼百朵红”;而这“百朵红”在前面既没写明多么值钱，结尾又怎么会突然冒出“十户中人赋”呢?何况，如果“五束素”指的是五束白牡丹，又分明无法包进“一丛深色花”里去，岂不是节外生枝!“深色花”，指的是红牡丹。当时长安崇尚红牡丹和紫牡丹，而白牡丹则遭到人们的贱视，很不值钱。所以白居易做赞善大夫这种冷官的时候，曾以白牡丹自比，作诗说：“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号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很清楚，“戋戋五束素”一句在意义上并不是与上句双线并列，以白牡丹对红牡丹;而是一线贯串，说明“灼灼百朵红”的价值。《易经·贲卦》有云：“束帛戋戋。”根据旧注：束帛，即五匹帛;戋戋，“委积貌”，即堆积起来的样子，与通常作“微少”讲的用法刚好相反。白居易的“戋戋五束素”，显然从“束帛戋戋”化出。“素”，也就是“帛”;“五束”，就是二十五匹;戋戋，是形容二十五匹帛的庞大体积。“灼灼百朵红”的价值是“戋戋五束素”，其昂贵何等惊人! 《新唐书·食货志》里说：“自初定‘两税’时，钱轻货重，……绢匹为钱三千二百。”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实行“两税法”，“一匹绢(也就是“素”)为钱三千二百，那么“五束素”就为钱八万。一本开百朵花的红牡丹竟然售价八万，这是不是有点夸张呢?和《国史补》记载的“一本有值数万者”相印证，白居易在这里并没有借助艺术夸张，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实。艺术创作是可以运用夸张手法的，但在一本花究竟值多少钱这样的问题上，却不宜夸张;一夸张失实，结尾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就没有说服力，整个作品也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白居易在《新乐府序》里说：“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正是这个意思。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已为结尾埋下了伏线。“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两句承上启下，同时也表露了作者的思想倾向。“人人”并不是指普天下的一切人，而是指“帝城”中的统治者、剥削者，也就是《牡丹芳》里所说的“王公”、“卿士”、“贵公主”、“豪家郎”之流。下面的“此叹无人谕”，则与这里的“人人迷不悟”一脉相承，在章法上取得了内在的联系。

从“有一田舍翁”至结尾，其写法与《重赋》的末一段异中有同：后者写被勒索得衣不蔽体的农民因“输残税”而看见了“官库”里堆积如山、行将腐烂的缯帛丝絮，愤怒地控诉“贪吏”们“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前者则写一位“田舍翁”来到买花处，目睹了“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的情景，发出了深长的叹息，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他为什么叹息呢?“迷不悟”的“人人”是不会理解的;而作者却能理解，那就是：“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两句诗，不仅说明了牡丹的昂贵，而且说明了买花钱的来源。一开头，诗人就用“帝城春欲暮”一句既点明地点、又点明时间。在“春欲暮”的时候，农民们正披星戴月、忙于农业生产，而“帝城”中的富贵人家却“喧喧车马度”，“相随买花去”，为了买得“灼灼百朵红”，不惜挥金如土。他们既不从事生产劳动，又不干任何正事，那么他们的金钱是哪里来的呢?这只有深受剥削之苦的“田舍翁”才了解得最清楚。诗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田舍翁”从啼饥号寒的农村引入纸醉金迷的“帝城”，通过他的一声“长叹”，深刻地揭露了“买花”者与买花钱的实际负担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又以“独长叹”的那个“独”字与“人人迷不悟”形成强烈的对比，对“田舍翁”的对立面给予有力的鞭打。

在当时的“帝城”里，以高价“买花”，这是“家家习为俗”的普遍现象，谁也不注意它有什么社会意义。柳浑写了“近来无奈牡丹何，数十千钱买一窠”的诗句，不过是自叹钱少，买不起那么高贵的花儿罢了。白居易却从中看出了、并且尖锐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引人深思，发人深省。这关键不仅在于艺术修养的高低，还在于诗人的心是否和农民相通、是否敢用自己的诗歌创作反映农民的心声。

重赋》中的“官库”、《采地黄者》中的“地黄”、《买花》中的“买花”，都是诗人用以集中矛盾的焦点。通过特定的焦点反映出来的矛盾既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意义。比如在《买花》里，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通过“买花”这一焦点表现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很有独特性。正是这种独特性，给这首诗带来了独创性。对于骄奢淫佚的统治者、剥削者来说，需要“买”的东西何止成千上万，“买花”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端而已。然而仅仅买“一丛”牡丹花，就挥霍掉“十户中人赋”，那么要填满所有统治者、剥削者的欲壑，又将挥霍多少!农民负担的“赋税”，还有减轻的希望吗?还有纳完的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