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长恨”有风情——说白居易《长恨歌》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漫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展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在任周至县尉的时候，于元和元年(806)十二月和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谈起唐玄宗、杨贵妃故事，因而写了这篇《长恨歌》。陈鸿跟着写了传奇小说《长恨歌传》。这两篇作品都很出色，《长恨歌》更是脍炙人口的名作。

从结构上看，全诗分两大部分。从开头到“惊破霓裳羽衣曲”是前一部分，写的是安史之乱以前的唐玄宗、杨玉环。

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统摄全篇。男主人公以“重色思倾国”的形象出场，女主人公自然就以“倾国”之“色”作为“思”的对象而跟着出场。作为“汉皇”的男主人公不“重德思贤才”，却“重色思倾国”，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呢?只七个字，就概括了人物的主要特点，确定了情节发展的方向，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态度。“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倾倒的美色，但在这里却具有双关意义。前人已经指出：“思倾国，果倾国矣!”诗的前一部分，正是写唐玄宗由“思倾国”而怎样弄出了一个“倾国”(国家倾覆)的结局的。

诗人紧紧抓住“重色”的特点塑造唐玄宗李隆基的形象。在杨玉环入选以前，他“求”倾国之色已有“多年”。“后宫佳丽三千人”，就是多年“求”来的。但因为都不是“倾国”之“色”，所以还在继续“求”，终于“求”到了杨玉环。于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漫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完全沉溺于酒色歌舞之中了。

诗人从表现李隆基“重色”的角度塑造了杨玉环的形象。一个“重色”，另一个以“色”邀宠。“回眸一笑百媚生”，“侍儿扶起娇无力”，“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等许多诗句，都不仅写她有“色”，而且着重写她以“色”邀宠。着重写她以“色”邀宠，就有助于进一步表现李隆基如何“重色”：仅仅由于爱杨玉环的“色”，就让她的“姊妹兄弟皆列土”，则政治上腐败到何等程度，也就不言可知了。

前代的某些评论家不同意或者不理解作者围绕李隆基“重色”和杨玉环以“色”邀宠这个中心塑造李、杨形象的艺术构思，指责说：“其叙杨贵妃进见、专宠、行乐事，皆秽亵之语。‘侍儿扶起娇无力’以下云云，殆可掩耳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又指责说：“‘回眸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词，岂贵妃风度耶?”(张祖廉：《定庵先生年谱外纪》)这正好从反面说明，在诗的前一部分里，诗人对李、杨的荒淫生活是作了大胆的暴露和批评的。

题目是《长恨歌》，不言而喻，重点在于歌“长恨”。在安史之乱以前，李、杨乐个没完，有什么“恨”?然而事物往往向反面发展，如果处理不当，“乐”会导致“恨”。在诗人的艺术构思里，这前一部分，正是写致“恨”之因。因为重点是歌“长恨”，所以这致“恨”之因写得很集中，只用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即以“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两句收上启下，为李、杨的“长恨”谱写哀歌。

后半篇写“长恨”本身，一气舒卷，转落无迹;但从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心理变化看，仍可以分出若干层次。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至“回看血泪相和流”，紧承前半篇的结句，写李、杨在安史之乱和马嵬兵变中结束了荒淫生活，演出了生离死别的一幕。据史书记载，“六军不发”的原因，主要是要杀酿成安史之乱、导致潼关失陷的祸首杨国忠及其“同恶”。但真正的祸首，实际上是李隆基。对此，诗人在前面已作了有力的表现。李隆基如果重德任贤，不因杨妃的裙带关系而让她的“姊妹兄弟皆列土”，杨国忠又如何能把持朝政?诗人的难能可贵之处，正表现在他没有像有些封建文人那样不惜掩盖马嵬兵变的真相，为李隆基开脱，说什么“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而是如实地写出李隆基被逼得“无奈何”，干瞅着他心爱的妃子“马前死”。这不是分明表现出这个祸首已受到“六军”的惩罚了吗?诗人不仅如实地写出李隆基赐妃子死，是出于被迫，而且用“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等诗句，表现了他对杨妃的恋恋不舍之情。这样，李隆基这个人物“重色”的性格特征就不是“改”掉了，而是向前发展了。那“倾国”之“色”已被逼而死，而他仍思念不已，这就产生了“长恨”。行文至此，已由李、杨致“恨”之因写到“长恨”本身。

从“黄埃散漫风萧瑟”至“魂魄不曾来入梦”，写李隆基在入蜀途中，在蜀中的“行宫”，在回京经过马嵬坡的时候，在回京以后的各种场合，春夏秋冬，朝朝暮暮，总是触景生情，见物怀人，一心想着已死的妃子。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篇末，于幻想的神仙境界中刻画了杨玉环的形象，表达了死者对生者的无限相思。生死相思而永无见期，这就是“长恨”。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长恨”呢?诗人没有明说，也用不着明说，这是需要从全篇的艺术形象中去领会的。

《长恨歌》的艺术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这里只提一下几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一、跟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发展情节、结构作品、表现主题。一开头就揭示出唐玄宗的主要性格特征——“重色”，然后从各个侧面进行刻画，情节也就跟着向前发展：安史之乱、马嵬兵变、逃至蜀中，这是“重色”的后果;从入蜀到回京的思念妃子以及命方士“致魂魄”，则是“重色”的进一步表现。因为主线分明，所以剪裁得当，结构谨严。例如写到杨妃对方士讲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以后，即戛然而止，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点明“长恨”，结束全诗，不写方士复命和李隆基的反应。因为人物的性格至此已无可发展，就不必浪费笔墨了。

二、善于通过人物对事件、环境的感受和反应来表现人物的感情，因而常常把叙事、写景和抒情结合为一。例如“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只两句就概括了马嵬兵变，这是最精炼的叙事;但杨妃“宛转”求救的神态，也和盘托出，又是描写;而这，又主要是写李隆基的感受和反应，表现他“无奈何”的心情，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至于写李隆基触景念旧，见物怀人的那些诗句，这个特点表现得尤其突出。

三、语言精炼而流畅，优美而易懂，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音乐性，往往只一两句就展现出一个感人的诗的境界。比如用“玉容寂寞泪阑干”描写听到天子派来使者时的杨玉环，已经很形象，再用“梨花一枝春带雨”加以比拟而神情毕现。又如“思悄然”和“未成眠”已能表现李隆基彷徨思旧的心情，再用“夕殿萤飞”和“孤灯挑尽”来渲染环境、勾勒肖像而意境全出。前人讥笑“孤灯挑尽未成眠”一句“寒酸”，理由是“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烛，明皇自挑灯者乎?”(《邵氏闻见续录》卷十九)其实，宫中燃蜡烛而不点油灯，明皇也不至于亲自挑灯，白居易该是懂得的。他的艺术匠心，正表现在运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不仅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明皇思念妃子的神态和心境，而且连他处于被幽禁状态的凄凉晚景也烘托出来了。

四、前人肯定《长恨歌》，总说它“情至文生”、“情文相生”，这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情至文生”，所以连虚构的浪漫主义境界都写得真实感人。当写明皇思妃之情与日俱增，直写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的时候，命方士“致魂魄”的情节，已呼之欲出。而写仙山上的杨妃如何思念明皇，则是远承前面的“擅宠”和“君王掩面救不得”的“恩爱”发展而来的，因而具有感情的真实性。作者本不信仙，有“戒求仙”的《海漫漫》等作品可证。他之所以虚构一个仙境，不过是为了进一步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罢了。有人认为作者在写杨妃之死时特意点明“花钿委地无人收”，是为了暗示方士弄到“钿盒金钗”之后编了一套在仙山找到杨妃的谎言进行欺骗;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对于浪漫主义的艺术作品，只需要衡量它是否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不必考虑杨妃是否会“成仙”。有人指责作者不该把一个“妖艳之妇”写成仙人，那也是不懂浪漫主义特点的谬论。

对《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有不同理解。从作者的艺术构思看，大约是意在讽谕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唐玄宗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给自己造成“长恨”。这在诗的前一部分表现得相当明显。但在后一部分，他把李隆基写得那么感伤，那么凄苦，那么一心追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真挚专一，那么生死不渝;而他的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哀感顽艳，富于艺术感染力;因此，就客观效果说，那倒有可能引起读者对李、杨的同情。“重色”是个贬义词，如诗的前一部分所写，李隆基作为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因“重色”而废弃、紊乱了朝政，那是该贬的。但在既失掉妃子，又失掉政权，颠沛流离，回京后更受到肃宗虐待的情况下日夜追念妃子，虽然仍与以前“重色”的性格特征相一致，但已经无损于国计民生;那么诗的后一部分即使引起读者对李、杨的同情，也是无害的。

不承认《长恨歌》有讽谕意义而力主它是歌颂李、杨坚贞爱情的专家们提出的理由是：一、作者把它编入“感伤诗”，而没有编入“讽谕诗”;二、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曾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这其实算不得什么理由。第一，作者明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按照这个定义，“感伤诗”为什么就不能有讽谕性的内容呢?有感于唐明皇因“重色”而荒淫误国，给他自己也造成“长恨”，从而“形于叹咏”，不是合情合理的吗?作者编入“感伤类”的不少诗，如《过昭君村》、《哭王质夫》等等，就都有讽谕意义，《蚊蟆》甚至以“么虫何足道，潜喻儆人情”结尾，更与“讽谕诗”没有多少区别。第二，“时之所重，仆之所轻”的话，是激于他的“意激而言质”的“讽谕诗”被“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而发的，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真的轻视《长恨歌》。事实上，他倒是颇以《长恨歌》自豪的。就在跟《与元九书》同时写作的《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里，他一上来便夸《长恨歌》，并把它与《秦中吟》提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大书而特书：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有人把“风情”理解为“儿女风情”，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爱情”，那是不合原意的。而且，这样的理解，对“白居易因《长恨歌》写爱情而自己轻视它”的论点也很不利;因为在这里，诗人分明十分重视它。在这一联诗里，“风情”与“正声”对偶，“风情”指风人之情，“正声”指雅正之声。《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风情”所本。《毛诗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李白《古风》亦云“大雅久不作，……正声何微茫!”这就是“正声”所本。总之，白居易声明他的“《长恨》有风情”、“《秦吟》近正声”，是和他在《与元九书》里反复强调的“风雅比兴”之说完全一致的。

有人认为《长恨歌》前半批判“重色”，后半歌颂爱情。这也值得怀疑。像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一篇诗的主题竟然前矛后盾，水火不相容，这是很难想像的。细读作品，就可以看出前半是写致“恨”之因，后半是写“长恨”本身;而在诗人心目中，那“恨”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恨”，其“讽谕”不仅是作者的创作动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艺术体现。当然，这只能说是“在很大程度上”，而不能说是“完全”，因为诗人对“长恨”本身的描写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同情，以致客观效果与主观动机不完全一致。文艺作品，特别是古典作家的作品，效果与动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矛盾的情况，并不是罕见的。

《长恨歌》对文艺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诗歌创作方面，也不局限于国内。元代的大戏曲家白朴根据它写了《梧桐雨》，清代的大戏曲家洪升根据它写了《长生殿》;在日本，也被改编成戏曲，搬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