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杜生平第一快诗——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

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郑州市)、汴(今开封市)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志忠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流寓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正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自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及其大将史思明发动叛乱以来，唐王朝与安、史及其余部进行了八年战争。安、史叛军野蛮残暴，到处烧杀抢掠，河北人民纷纷起来，结成一两万人的队伍，同安、史军对抗;但由于唐政府腐败，矛盾重重，指挥不一，长期无力消灭这一割据势力，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诗人杜甫也因此颠沛流离，旅食剑外，吃尽苦头，天天盼望唐军平定叛乱，实现统一。早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作的《恨别》诗里说：“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新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这是他听到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的捷报之后写的，希望李光弼乘胜前进，迅速攻克安史的根据地——幽燕，使他能够回到“一别四千里”的洛阳老家，与家人团聚。

把《恨别》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联系起来看，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便下襄阳向洛阳”结束全篇。作者在这句之下有一条自注：“余田园在东京。”《恨别》则以“洛城一别四千里”发端，中间抒写了“思家”“忆弟”的感情。很明显，《恨别》的主题是抒写因“兵戈阻绝”而飘泊剑外，不能回到洛阳老家的苦闷。《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

“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即《恨别》诗里希望收复的“幽燕”。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于“剑外”飘泊之地“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惊喜的洪流，喷薄而出，涛翻浪涌，洋溢为以下各句。“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起的感情波涛。诗人当年从叛军攻陷的长安逃出，九死一生，投奔到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作诗有云：“喜心翻倒极，呜咽泪霑巾。”(《喜达行在所》)注家说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如今竟然“涕泪满衣裳”，更是百倍的“喜极而悲”、“悲喜交集”。“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将付出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还不止这一切，那个“满”字的深广内涵，是可以作更多发掘的。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来了个“却看”。“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很丰富，它包含了想向妻子说些什么，但一部漫长的编年史，又不知从何说起等许多内容。而回头一看，立刻发现不需要说什么了，多年来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妻儿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妻子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与家人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这一联，上句中的“白首”一作“白日”。如果作“白日”，就与下句中的“青春”显得重复，所以还是作“白首”较好。下句中的“青春作伴”，有人认为作者把“青春”拟人化，要以“青春”作为“还乡”的伴侣，似与原意不合。从上下句的对偶关系上看，上句既然是人在“白首”之时“放歌”，下句自然是人当“青春”之季“作伴”。从章法的前后呼应上看，前面既然写了“妻子”，那么后面的“作伴”还乡，正是承“妻子”而来，表现了结构紧严的特点。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含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确切地表现了想像的飞驰。《九家集注杜诗》赵注引《寰宇记》云：“渝州有三峡之名，曰西峡、巴峡、巫峡。”渝州郡治在巴县(今重庆市)，杜诗所说的“巴峡”，当指巴县的“巴峡”，杜诗所说的“巫峡”，则应指巫山县的“巫峡”，与渝州的“巫峡”无涉。或引《三巴记》谓杜诗所说的“巴峡”应在嘉陵江上游，始与杜甫由梓州出发相合。然杜甫此时并未出发，只是抒发回乡的迫切心情。梓州、巴县的巴峡、巫山县的巫峡，其间的跨度与襄阳、洛阳之间的跨度大致对应。人在梓州，心驰洛阳，在想像中一步跨到巴峡，接着即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画面，“巴峡”、“巫峡”、“襄阳”、“洛阳”，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水经注·江水》云：“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李白《早发白帝城》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江流湍急，舟行迅速，都给人以轻快喜悦的艺术享受。但这都是写实而加以夸张;杜甫的这一联，则直写想像的飞越、情感的奔流，与前者同工而异曲，各有独创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像，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其用字的高度准确，也值得学习。

这首诗，有人说它“通首叙事”，并不确切，实际上，只有第一句叙事点题，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作伴还乡的路线、行程，全是设想，而非经历。事实上，这首诗于广德元年写于梓州，第二年才自梓州往阆州，回到成都草堂。永泰元年(765)五月离成都至云安，住了半年。此后又在夔州住了两年。大历三年(768)离夔州出峡之后，长时期飘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一带，直至大历五年卒于耒阳，始终未能回到洛阳。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前人多有论述。顾宸说：“杜诗之妙，有以命意胜者，有以篇法胜者，有以俚质胜者，有以仓卒造状胜者。此诗之‘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即从’、‘便下’，于仓卒间写出欲歌欲哭之状，使人千载如见。”王嗣奭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黄白山说：“杜诗强半言愁，其言喜者，惟寄弟数首及此作而已。言愁者使人对之欲哭，言喜者使人对之欲笑。盖能以其性情达之纸墨，而后人之性情亦为之感动也。使舍此而徒讨论其格调，剽拟其字句，抑末矣。”浦起龙说：“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俱写情，得力全在次句。于神理妙在逼真，于文势妙在反振。三、四以转作承，第五仍能缓受，第六上下引脉，七、八紧申‘还乡’，生平第一快诗也。”方东树说：“此亦通篇一气，而沉着激壮，与他篇曲折细致者不同，题各有称也。起四句沉着顿挫，从肺腑流出，故与流利轻滑者不同。后四句又是一气，而不嫌直致者，用意真，措语重，章法断结曲折也。”这些意见，都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