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漫，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和当巡查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需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是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绯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常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来，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劳动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锅冰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老舍母亲病逝于1942年夏季，在北平，当时老舍孤身一人在大后方从事抗战文艺创作和组织工作。最初，家人没敢把母亲病亡的消息立即告诉他，害怕加重他的孤独痛苦。拖了半年，才在家信里透露。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老舍每次接到家信都不敢立即打开，怕有不幸的消息。这次也是一样。12月26日收到家信，仍不敢拆读。临睡之前，才拆开，这时，母亲去世已一年了。本文便是为纪念母亲而写的。

老舍出身贫苦。穷人家没有族谱家史一类的记载。加上老舍自己没写过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关于老舍生平的原始资料就显得格外不足，这对他的传记的写作极为不利，妨碍了读者对他本人身世的了解。

老舍自幼丧父，跟着寡母长大，母亲的一生对老舍来说也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篇散文是老舍自己记述母亲的文字，而且是篇幅最长记述最详的一篇，它的史料价值便不言而喻了。

比这个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我的母亲》一文中，老舍通过对母亲性格的描述，相当准确而精练地描述了自己的性格，这是这篇文章的灵魂。

老舍有这样的话：

“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几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母亲给老舍的是“生命的教育”。这句话是《我的母亲》的最重要的思想。

根据老舍的描写，母亲的性格里最突出的一点是“软中硬”。

什么叫“软中硬”?

表面上看，母亲好客，为亲友邻居帮忙永远跑在最前面，有求必应，从不吵嘴打架，从不逗气，把吃亏当成自然的事。

表面上看，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一世没享过福，到死吃的是比粗粮还不如的“混合面”，很认命，以为命当如此。

在骨子里，母亲的性格里有着另一面。她刚强，豪爽，她能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在无路可走时闯出一条路来，暗暗把泪往肚里咽。她很穷，衣服上有很多补丁，但是永远干干净净。屋里的家具缺胳膊短腿，但是老被擦拭得极清洁，上面的铜活零件也总是锃亮的。小院子不成格局，但是一年四季不缺花草，都不值钱然而好看，诸如指甲草、死不了、草茉莉等等。

这种“软中硬”的性格在老舍身上表现得同样充分。“我对一切人与事”，老舍说：“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老舍本人的生与死都和母亲遗留给他的个性有关。他的一生有过好几次重大的转折，都是他自己单独做出了决策，而且与常人不同，选择了非同一般的方向，像1912年背着母亲去报考一所免费的北京师范学校，终于为自己争得了继续念书的机会，而最终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摆脱了去当学徒的命运;像1922年主动辞去待遇优厚的北郊劝学员职务，而甘当清贫的教员——宁肯整天和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一起，也不走仕途，与官场的污泥浊水混在一块;像1937年底只身逃出济南，舍妻弃子投入抗战洪流，以一个文弱之躯扛起全国文协的大旗，忍辱负重，为救国救民做出了贡献;像1949年底毅然由美国归国，为推动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发展竭尽全力……做这些决策，是需要一股“钢强劲儿”的，是很难的事情，换了别人完全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选择。在人生的关坎处，母亲的“软中硬”性格在老舍身上都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老舍的死也是如此。许多人得知老舍先生在“文革”初起时自沉于太平湖后，都重重地被震惊了：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定是碰上了“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的大事，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表现了坚持自己的人生哲学的一贯性和原则性，实现了他曾经说过的话：“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平时他幽默，他诙谐，他嘻嘻哈哈，他随和，他谦让，他热情，似乎什么都可以将就;但只要一过他自己画好的界限，决不退让，直到舍去自己的性命。

这就是他的“软中硬”。

《我的母亲》的文字朴实无华，却是一篇字字有泪的好文章。老舍先生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乎是处处落泪的。它非常感人。其中有好几处是他多次写过的情节，这些情节使他终身难忘，不论他走到哪里，只要一闭眼，一个孤独的盼子归来的老母亲的形象立刻出现在他眼前。他爱他的母亲，他可怜他的母亲。这些浓浓的亲情，不管多么平凡，不起眼，只因为它们亲切而深厚，变成了不朽的文字篇章。

这也是老舍的一种文学主张，他说过儿时的回忆，往往因为它亲切，落在笔下，会成为伟大的文字。《我的母亲》便是一例。

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其实，只要出于真情至情，即使没有多少词藻，何尝不能感动读者，流传久远?《我的母亲》同样是个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