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刊编辑部的人来，说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想印个纪念文集，希望我写点什么。我有些胆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听听的话好说。但又义不容辞，这有如为亲长开个纪念会，不管我怎么可有可无，也非参加不可。问内容有没有什么限制，说要围绕“我与北大”写。写什么呢?大事，没有;琐细，敝帚享之千金，读者会厌烦。困难中想出一条路，几年以前，感到衰迟之来，常常更加怀念昔年的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境，于是把一时的记忆和观感写下来，零零碎碎，集到一起出版，名为《负暄琐话》。其中不很小的一部分是谈我上学时期的北大。“我与北大”，命题作文，我算是已经写了后一半。还有前一半，“我”，没写，这次就无妨以此为内容，算作补阙或拾遗。

写“我”，选与北大有关系的，也太多了。多，无妨，篇幅可以拉长。有妨的是性质太细小的，如饥餐渴饮，太偏僻的，如个人恩怨，都不值得说，因为，用时下的话说，是没有教育意义。想了又想，想出上面那个题目，自己认为，分量超过饥餐渴饮，可以说说。由己身出发考虑，也应该说说，因为它，作为问题，已经伴我或说缠我几十年，而且看来还要缠下去，直到无力再想它。是什么问题呢?记得是当年读英国培根的书，大概是《新工具》吧，问题的性质才明朗化的。培根说：“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我以很偶然的机会，走进北京大学的门。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不幸半途而废，虽然也希望，却没有能够“终于信仰”。这不知道应该不应该算作辜负了培育之恩;但思前想后，心里却是有些感慨的。以下就围绕着这点意思，说说有关的情况。

想扯得稍远些，由迈入校门的偶然说起。那是1931年夏，我通县师范学校毕业，理应去教小学而没有地方要，只好换个学校，升学。北大考期靠前，于是交了一元报名费，进了考场。记得第一场考国文(后来称为语文)，作文题是八股文的老路，出于《论语·季氏》，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试申其义”。那时候还没念过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不知道原文有错简(应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于是含胡其辞，在“寡”“贫”方面大作其经义式的文章。其间并引《孟子》为证，说“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云云。这里要插说几句话。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姓刘，名瑞墀，字阶明，是清朝秀才。以会作破题、承题、起讲的大材而教“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心里当然有些不释然。于是锥处囊中，或由于爱人以德，就自告奋勇，晚上给我们一些也还愿意听听的孩子们讲《孟子》。他的教法革新了，是先讲解，后背诵。“河内凶”这一章靠前，记得牢实些，所以能够抄在考卷上。其时北大正是被考古风刮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推想评卷者看到纸上有《孟子》大文，必是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于是给了高分。其他数学、外语等都考得不怎么样，可是借了孟老夫子的光，居然录取了。

录取为文学院学生，选系，听了师范同学也考入北大的陈世骧(后到美国教书，已故)的劝告，入了中国语言文学系。那时候，文史哲几乎不分家，于是听课，杂览，就三方面都有。主干是温故，也想考古。考古要大胆怀疑，如顾颉刚先生那样，说夏禹王可能是个虫子。又要小心求证，于是就不能不多翻书。现在回想，其时的生活是在两条线上往前走，一条可见，一条不可见。可见的是上课，钻图书馆，心情有如乡下人进城，大街小巷，玉钏朱轮，都想见识见识。具体说，也听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课;图书馆呢，由板着面孔的正经正史等一直到《回文类聚》和《楹联丛话》之类，都翻翻，这，吹嘘一点说是走向博，其实是“漫羡而无所归心”，关系并不很大。关系大的是那条不可见的，默默中受北大精神的熏陶。这精神是两种看来难于协调的作风的协调。那是一，乱说乱道;另一，追根问柢。或者合在一起说，是既怀疑又求真。说这关系大，是因为它指引的方向不只是浮在水面的博，而是走向水底的深。表现于外是口说笔写，要确有所见，不甘于人云亦云。

这当然是说学校，不是说我也这样有所得。但是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想出淤泥而不染也做不到。这说来话长，只好大题小作。大概是学程四年的后期，追根问柢和怀疑互为因果，使我的兴趣或说思想有了较大的波动。原想写的《九鼎考》扔下了，认为即使考清楚了，与现在又有什么关系?重要而迫切的是要弄明白，“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说通俗点是怎样活才不是白白过了一生。这使我相当惶惑。只是惶惑，还不知道这个问题太大。有眼不识泰山，于是问人，以为轻易可以解决。只有两次，印象深，还记得。先一次，大概是问比较活动的什么人吧，答复是要读政治经济学。读了一点点，觉得不对，因为那只是讲怎样求得温饱，并不讲为什么要温饱。后一次，是问在生物系上学的牛满江同学(现在美国)，生物的生有没有目的，他想了想，答，传种之外像是没有目的。我当然不满足，因为这还不是值得夕死的道。是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怀疑，又不甘于停止于怀疑，于是我不能不摸索着往前走。

近水楼台，先注意本土的所谓道。这也多得很，其显赫者是儒道释(外来而本土化)。儒接近常情，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如果不追根问柢，这种道颇有可取，因为即使学周孔、秦皇汉武很难，努力，写点什么，总不至于可望而不可即。问题是这种道并不是人人都同意，如老庄就是主张好事无所谓的;佛家更趋极端，认为这都是此岸的事，不只空幻，而且不免于苦。更大的问题来自理论方面，是，为什么不朽就可取?追到最后，恐怕只能乞援于《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说得雅驯，其实性质与倒霉，死于车祸，只好认命，正是一路。上天让我们乐生，求饱暖，我们除了顺从，还有什么办法?

母校的追根问柢精神使我不能停止于顺天，于是冥思，也找书看。书的范围，一言难尽，总之是这条弯路相当远，日久天长，甚至发现日暮途远，想倒行逆施也难于做到。而所得呢，又是一言难尽。情况可能与宋朝的吕端相反，是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所谓大事，是道的理的一面，还是找不到可以贯通一切并为一切之根据的什么，换句话说，是还不能树立起信仰。所谓小事，头绪纷繁，这里只说两类值得一提的。一类是道的行的方面，我不得已，思想上只好走写《逻辑系统》的英国小穆勒的路，他中年也烦闷，找不到可以为之夕死的道，后来左思右想，接受了边沁主义。儒家的顺天命，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是边沁主义一路，我同意，理由不是认为这样最合理，而是为多数人着想，只能这样。这态度，由理论上衡量，是不怎么积极的，因而就给持不同意见者，如佛家，留下余地，他们不高兴在此岸，那就到彼岸也可以，只要说得到做得到就好。小事的另一类是熟悉了大问题之下的诸多小问题。举有实用价值的为例，我不再怕鬼，因为确知现实世界没有《聊斋志异》写的那样有情，人死如灯灭，就是想鬼也没有。绝大多数也许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总的说，是常用较冷的眼看一切。这样看，事物就常常不像说的那样单纯，接受整体之前，要分析。就是说，还是怀疑的精神占了上风。其间一件小事更可以说明这种心情。那是读英国罗素的《怀疑论集》，现在还记得有一处说，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英国的说功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都是德国的，他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他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我欣赏他这个意见，因为是擂鼓助了怀疑之兴。

这样说，心里长期盘据着母校的怀疑精神，我就毫无遗憾吗?也不然。值得说说的是两种情况。

一种偏于世俗，是应付社会的捉襟见肘。世间有些事物，有些人看着完全好，或完全坏。我却常常不这样看。问我，窥测对方的意旨说，不好;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也不好。怎么办?因为难办，也就难说，这里只好不说。

一种偏于微妙，是知心安理得之为绝顶重要而不能心安理得。记得这种心理状态不只一次跟深知的人说过。我外祖母是个乡下老太太，信一种所谓道门，精义不过是善心善行得善报。有一次，我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说并无来世，惹来几句咒骂。现在想来，这是怀疑和信仰的交战，哪方胜了呢?外祖母有信仰，当然相信得全胜。我呢，仔细想想，是胜败难说，因为来世虽然靠不住，但那是信仰，有大用，用佛家的话说，是可以了生死大事。死生亦大矣，无妨缩小一些，说心安理得。而我，因为没有外祖母那样的信仰，一直是连缩小的心安理得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取得。细想起来，这心情是有些苦的，记得前几年曾写几首观我生的诗，其中第二首的尾联是：“屎溺乾元参欲透，玄功尚阙祖师禅。”这可以最简要地说明我与北大的关系：是母校的怀疑精神引导我去思索道在屎溺，思索乾元亨利贞;可是自己琢而不成器，始终不能禅悟，见到如能朝闻则夕死而无憾的道。

善心善行得善报，报要由至上的外方来，待报，不问至上的有无，何形何质，何自来，是信仰。更典型的信仰是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给我们福，要感谢，给我们祸，也要感谢。相信某种说法永远是真理也属于这一类。树立这样的信仰并不容易，因为与追根问柢的精神不能水乳交融。一种美妙的想法是使怀疑和信仰共存共荣。这做得到吗?我不知道。也许培根有办法，可惜不能寻其灵而问之了。另一种，不是美妙的，只是实际的想法，是分而治之。分是照古人的说法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后是上不能知，存疑，专顾下。以《中庸》的话为例，“天命”是形而上，可以不问理由，只是接受;然后是用全力钻研“率性”，以解决夫唱妇随、柴米油盐等问题。其实，古今中外无数的贤哲，更加无数的常人，都是这样做的。名堂可以叫得冠冕些，如以仁义王天下，边沁主义，等等，用庄子的话一言以蔽之，都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在这类既复杂又朦胧的问题上，我因为死抱着母校的怀疑精神不放，虽然也知道，分而治之之后，应该尽量少问形而上的道，以求在形而下的范围内徜徉，取得微笑;可是总认为，这低一层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想法和做法还是无根之草，或根不深之草，是长得并不稳固的。

越说离实际越远，应该就此打住，回到本题。意思很简单，是，如果人可以切为身心各半，我的心的一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这使我有所得。但没有大得，因为未能“终于信仰”。这样说，对于母校，我的心情也就不能不分而治之：有时感到惭愧，因为没有成材;有时也感到安慰，因为没有忘本。

除了记人的文章以外，张中行还以说理文见长。他这个人其实是相当理性的，受过相当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所以他的学术著作如《顺生论》、《禅外说禅》、《文言和白话》等都条理井然，自成体系。即使是一般的说理性质的随笔，也相当严密。

这篇《怀疑和信仰》是为北京大学九十周年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而写的。全文贯串着英国哲学家培根的那句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作者以不能“终于信仰”为憾事，他的哲学思想基本上受了罗素怀疑论的影响，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一个“怀疑论者”。在他1996年写的回忆录《流年碎影》中，作者就对此有过这样的述说：“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柢，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柢，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流年碎影》)

有句话说得好：“怀疑是学问的开始，一切学问都从怀疑出发。”这是必然的，如果一开始就毫不怀疑，那就不是求学问，而是拜菩萨了，只有愚昧的宗教信徒才如此迷狂。人因为有理性，所以能怀疑。理性越深，怀疑越大。上世纪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有两句诗写道：“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他也是这么说，知识越深，怀疑也越大。很快就到达“信仰”的人往往浅薄，甚至迷狂。所以古今中外的大学者们，很少发现他们有真正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他们往往是怀疑论者——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事实正是如此。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信仰者不许别人不信仰，在他们看来，怀疑是有罪的，非要逼得你有所信仰不可——至少在口头上有信仰。这就造成哄骗和欺压，甚至造成亿万人哄一个，一个人压亿万个的荒谬局面。所幸这样的时代过去了，张中行也能公开地说自己是个怀疑论者。人们终于有了说“我不信”的权利。——这也就是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古老也最优秀的大学的校风，北大从蔡元培任校长开始，就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治校方针的。张中行先生为母校写纪念文章，归根到底，还是从这里出发，又以这里为依归——由此看来，他的思路还是十分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