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刘佛谛名旌勇，字义方，佛谛是我建议他采纳的别名。我们最初相识是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通县师范，都是学生，他比我早两年。说起相识，只是在洗脸室里，我们都到得晚，他很胖，动作迟缓，就外表说，像是在羊群里孤立一头牛，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印象深还有另外的原因，他在学校以幽默出名，常说笑话，遇事满不在乎;又口才好，有相声的才能，据说一个人可以开教务会议，模仿校长、训育主任，以及有特点的教师，可以惟妙惟肖。当时给人起外号成为风气，他的外号来自英语，是fat，因为面容苍老，称呼时前面还要加“老”;有少数人宁愿直截了当，呼为老胖子。

当时究竟谈过话没有，现在不记得了。以常情推之，他是知名人士，我不是，也许对于我，连印象也没有吧?到三十年代初，我上北京大学，住在沙滩一带，他原在山海关教书，大概因为东北沦陷，那个地方不能再安身，也到北京来，并也住在沙滩一带，于是交往就多起来。我们都穷，但吃好些的欲望一如常人，于是就常常在一起用小煤火炉做饭吃。吃什么要由手头的松紧决定，松时自然很少，所以经常是买十枚铜币的肉，这样也可以饱餐一顿。有时候，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决定破例，就花七八角钱买个猪肘子，用微火炖烂，对坐享受一次。总之，是渐渐共苦乐了，交谊就越来越深厚。

当然，交谊的深厚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共同做饭吃，而是来自越来越相知。我发现他的为人，是两种性格的奇妙混合。他处理有关自己的事，是个乐天主义者，随遇而安，甚至及时行乐;谈天说地，扯皮取笑，常常近于玩世不恭;喜欢吃喝，常常顾前不顾后，简直可说是个享乐主义者。但是对人就完全不同，就是嘻嘻哈哈时候也决不越礼，并且，更可贵的是真挚，对老朋友总是热心关注。这种性格的影响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与不少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死后还留在人的记忆里。坏的呢，都是与他自己有关的。他聪明，新旧学造诣都不坏，可是因为乐天，不急于事功，应该有成绩而竟没有留下什么。

依古训，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还是多说他的优点吧。总的说，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坎坷途中相互的扶助。这常常是在面对之时，周末的共饭，闲谈，抚今思昔就是一例。也有时候不是对面，例如有一次，他住在家乡永清县一个村庄，是五月节前，穷得连买菜钱都没有了，家居无聊，到镇上散散心，万没想到接到我寄去五元钱的信。回信说，他最不喜欢吃窝瓜，可是穷得要命，只能吃院里自种的窝瓜。五月节来了，想换换样，居然就由天上降下五元钱，可见上天无绝人之路，云云。我接到信，既欢乐又感慨，想到他曾开玩笑，说天老爷最胡涂，譬如他最喜欢吃鱼，可是鱼有刺，最不喜欢吃窝瓜，窝瓜却没有刺，如果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会多好，于是又写一封信，说幸而天老爷胡涂，如果聪明，让鱼刺生在窝瓜里，他的境遇就更可怜了。

此后不久，他回到北京，经人介绍，到宁晋县去做秘书工作。行前同我商量，说当教师惯了，改行，有些不安然，想改个名字。我说，就用昔年的外号，由英变中，写佛谛，不是很雅吗?他同意，就用这个新名前往。以后来了一封诉苦的信，说不只一次，遇见所谓通文墨的人士，见到他的名片就恭维说：“您一定是佛学大家了。”他说不是，对方以为是谦虚，他越矢口否认，对方越不怀疑，总之，闹得他进退两难，如坐针毡。

幸而时间不很长，他又回到北京，重理旧业，被尊为佛学大家的尴尬局面结束了。以后我们同住北城，见面的机会多了，周末共饭闲谈的机会也多了。寒来暑往，风平浪静，都以为可以长此“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故人见面不便，从此就断了音问。记得最后一面是1968年的夏天，是早晨，在我上班的路上，他估计时间，在路旁等我。我们不敢多谈。我只说是还平安，将来如何不知道。转到说他，我说推想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定，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赶紧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

直到1969年春天，才由他女儿那里知道，是1968年后期，说清查出身，发见故乡还有几十亩地在他的名下。照当时的不成文法，这就要遣送还乡。也许就因为怕走上这条路吧，在1969年年初，他在西郊新迁的一间个人独宿的小屋里喝了敌敌畏，“自愿”离开这个世界了。据说死的几天前写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给我的，但写后不久就烧了。又死前床上的被子叠得很整齐，他女儿说，这是怕脏了，孩子们不能用。

人生百年，终于不能免这样一次，走了也就罢了。但他常常使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乐天主义，它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我多年以为能够理解他，也许实际并不理解他吧?每想到这里，总觉得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封信，真是太可惜了。

1986年，书店里冒出一本叫《负暄琐话》的新书。作者是张中行，当时没听说过，但是文笔极老练，见识极广博，思路极清晰，非同凡响。一打听，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老编辑，老北大毕业的，已经七十多岁了。以后，他当然越来越出名，成为“学者散文”的一大家。

《负暄琐话》和续出的《续话》、《三话》，都以写人见长，追忆的大多是他的师友，本世纪大师级的文化人，但写得十分生动有味，从中可以见出作者对这些大师的为人行事，尤其对他们的学识是熟透了。在他的忆人文章里，也有回忆不怎么出名的人，那就是写他的亲戚、朋友，也是三笔两笔，人物的面貌和性格都出来了，而且有情，甚至情谊很重，如这篇《刘佛谛》。

人到老年，总有一个感觉：朋友是老的好。活了一辈子，总有一个两个从小一块长大的朋友，所谓“总角之交”，后来又总粘在一起，分不开，也不愿分开，见面无话不谈，不见又常常想念，比家里的亲人还贴心，还知己，而一旦先我而去，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张中行先生与他的老友刘佛谛大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他的开头第一段就有情有味：“周末总是很快地来到，昔日晚饭的欢娱已经多年不见了，可是忘却也难。对饮一两杯，佐以闲谈的朋友不过三两个，其中最使人怀念的是刘佛谛。”

张中行写人，十分简约，即使是好朋友，也总是拣最难忘的事写：穷学生时代是两个人一块儿炖肉吃;刘佛谛失业在家只能吃窝瓜时，居然能收到好朋友寄来的五元钱;尤其是文革期间，人人自危，朋友难通音问之时，刘居然等在张中行上班的路旁，互道平安——而这就成了永别。

对于刘佛谛的死，这里写得比较简单。1996年，张中行写回忆录《流年碎影》时，对刘佛谛专门写了一章，其中说到他的死：

“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即刘佛谛——引者)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更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读到这里，不禁想到：如果当时张中行也随他的好友一起去了，今日就读不到这么多厚重的文章和书籍;如果刘佛谛也能坚持一下，活到八十年代，说不定也能写一点幽默诙谐的文字，给我们后辈读读。我们其实是在命运的夹缝中互通声息，所谓“浩劫”，这两个字的分量真不小啊!

张中行行文十分流畅，如同说话一般，款款道来。他说过：“写文章就是写话，把话写下来就是文章。”读他的文章就似乎在听他说话;当然，因为他是一位文人，书读得多，句子也就古雅些，精练些，但是他的声、腔、气韵都浮动在文字之上，所以他的文章是要放出声音来读的。不读，是死的文字;一读，就成了他的话语，读得多了，能发现他的语言习惯，即他的行文风格。久而久之，就有听熟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