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正是我的童年。人们对于童年的经历，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虽然三十多年了，往事如烟，但在记忆里，却越来越清楚。这和夏夜仰望星空一样，开头只看到深蓝的天空中有些闪烁的星光，仔细地看下去，星星越来越多，逐渐地也明亮了起来。再看下去，就可以分出哪是织女星，哪是大熊星、北斗星……感到天空距我们越来越近，星星仿佛伸手可摘。

真如迅雷疾电一样，这是震彻整个宇宙的年代!又像澎湃的春潮，谁要阻碍了它的去路，就同沙石一样被冲卷而去!有谁能够经历过这么大的动荡而不留下终身难忘的烙印呢?因此童年的生活，就如羊脂白玉上刻着金字一样，在记忆里永远是那么明净。而且由于年岁日长，懂得的事情比过去逐渐多了，有些在小时候搞不清楚的事情，现在倒明白了。所以这一段生活，不因年华的消逝而湮没，相反地却愈来愈深刻了。

这时我生活在江西南部崇山峻岭中的小县城里。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之后，这里不久也就成为了土地革命时代革命根据地。我曾亲眼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的小学的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们，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忽然间成为把旧势力打得落花流水，创造新世界的巨人了!当时幼稚的心灵里，搞不清楚这些道理。只觉得这些人好，说的话中听，做的事了不起，所以愿意跟在这个行列里呐喊。真像闪电一样，没有多久，大革命失败了。我又亲眼看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被豪绅地主逮捕，游街，受尽折磨，甚至流血!我为革命的失败感到难过，我为他们的被捕流血伤心流泪。这以后就没有再进小学，甚至于连校门也不愿再走进去。不久随着全家回到江西北部长江边的故乡。年纪大了一些，懂得了一些道理，就离开了故乡。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中，一直怀念他们，打听他们。有的，偶然听到说已经牺牲了;有的，一直不知下落。时间愈久，相忆愈殷。去年回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从革命烈士传记中，忽然找到了这三十多年来朝夕忆念、四处探询的一些师友们的名字。幼年生息过的旧宅，也于抗日战争中给日本帝国主义拆毁了，现在是片空场，附近一家泥炉作坊就在那儿晒炉子。

我站在这个空场上，看着两边新建起的一幢幢工厂和大楼，思想像疾电一样，童年时代的往事，一件件都注到心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慷慨捐躯的师友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都在眼前浮现了出来。忽然间，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件往事：

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对白区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故乡住满了反动派的军队，全城充满了白色恐怖。家家户户，不等天黑就把大门关上。在一个十分酷热的傍晚，我和妹妹们，正躺在竹床上乘凉，讲讲故事，看看星星，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我立刻爬起来拖了一双鞋子去开门。看见敲门的是一个剃着光头、面容憔悴的陌生人，穿了一件油污尘染的官纱长褂。他没有等我把门完全打开，也没有等我问他，一言不发的就闪了进来，反手把门关上。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不由的吃了一惊。正想拦着他的时候，他却用手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轻轻地说：“怎么，不认识我了。长高了吆!爸爸在家吗?”

一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笑容，在我眼前闪现出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头发，健壮倔强的形象，不禁的叫了起来：“薛老师……”

薛老师没有等我说下去，拉了我一把，轻轻地说：“小声点，爸爸在吗?”

“在的。”我把薛老师引到书房里。正要去找父亲的时候，父亲听见我和人家说话的声音，赶了出来。父亲一看到薛老师，立刻一怔。他拉着薛老师的两只手十分关切地说道：“你真大胆啊!怎么敢到这里来。”“阎王那里都去过好几趟了，他都不敢收留我，这儿怕什么?”薛老师带笑地这么一说，冲淡了刚刚父亲看到他时的那种紧张情绪。“宽衣吧，天热得很。”父亲随手递了一把扇子给薛老师。薛老师指着胸脯说：“里面是光的。”原来长衫里面没有小褂。这在过去，是很不体面的。

父亲正想说什么，看到我在旁边，说话不便。他一面让坐，一面叫我到门口去看望看望。

我又回到凉床上，但是无心和妹妹们玩了，心里为薛老师的突然来到感到很不平静。薛老师原来是我的小学老师。一九二六年的时候，他们在孔庙旁边的考棚里，搞了一个半公开的学会，经常看些《向导》和《马克思主义浅说》这一类的书刊。我也常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大革命时，他是县党部宣传部长。他很会鼓动，每次讲演，都能将群众的情绪激动得很高。国民党清党后，被捕了。那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我还记得那是三月七号。地主恶霸们将薛老师反绑着两手牵着游街。他穿着单褂裤，打着赤脚，在冻裂了的土地上一步步地走着。霜棱将他的脚板划出一道道血口，走一步，一个血印。一个恶霸走过来对他身上浇了一桶冷水。薛老师寒噤都没有打一个，继续向前走过去。没有过多久，听说有一个晚上，武装的农民们潜入了县城，偷偷的越进了监狱，将薛老师和一些共产党员救走了。这以后，很久没有听到薛老师的消息。前不久才从父亲那里偶然听到说薛老师在苏区，担任全国苏维埃总工会的总书记。但是现在他怎么却来到这警戒森严的地方来了。而且看他的样子十分困顿。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很不放心。叮嘱妹妹看好大门，我就溜到里面去。看到父亲来回的在房中走着。薛老师还是坐在那里不动。

“我能不能在你家住一晚?”薛老师问。

“不行，我家人杂，住下来很危险的。”父亲在薛老师对面的一张藤椅坐下。“我看比较安全的办法是你立刻离开这里，搭今晚的下水船到上海。”我们家里亲戚朋友的确很多，对于这样一位陌生的来客无法隐藏;住下来，对薛老师不利。

“但是我一个钱也没有了!”薛老师沉吟了一会，拍拍自己的口袋。

“这个放心，我尽力量来帮助你。”父亲说着就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黑色皮夹子，把所有的钞票拿了出来数了一数，通通交给了薛老师。又匆匆忙忙的对薛老师说：“请等一等。”说着父亲就由书房走过堂屋到对面母亲房里。母亲正在将晒干的衣服一件件折着。

“你把小柜子的钥匙给我。”母亲有一个小木柜，是专门放家里的日用钱的，多半是一些银角子和铜元，也有少数的银元。母亲从口袋把钥匙拿出来交给父亲，弄不清是怎样一回事，随口就问：“你要钥匙做什么?”

“你莫问。”父亲拿过钥匙就把小柜子打开，用一块大手巾摊在床上，将里面的银元、角子、铜元通通倒了出来。我在旁边帮着父亲把手帕打好结，父亲顺手又将母亲刚刚折好的、准备他洗澡时换的一套短衫裤拿走。母亲本来想问他的，一看到对面书房里有外客，所以她不响了。

父亲走近书房门口，薛老师就站起了身。

“这里还有一点。”父亲把那一包钱交给薛老师。

“不用了，刚刚那些，已经足够了。”薛老师坚决地不肯接。

“你还是拿着。钱是人的胆，多一点，总方便一些。”父亲不等薛老师答复就往他手里一塞，弄得薛老师不能不拿着。“喏，这里还有一套旧衣服，带去穿上吧。你的样子太不成话了。”

薛老师拿着钱和衣服，看得出他心里是十分激动的。但是他没有说什么。的确，对于这样深厚质朴的关切，能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薛老师看了一下桌上的座钟，他的喉咙里似乎塞了什么东西一样，很费力的，但是声音很低的说：“下水快要到了吧。”

“还早呢。”父亲故意的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着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陪薛老师到外面找一家小馆子吃顿饭。还要去买一张到上海的统舱票。”

一听到父亲的吩咐，我就立刻走到自己房里，穿好衣服和鞋袜。父亲把薛老师送到门口，他们互相道着保重，我赶着出来拉着薛老师的手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我问了很多人的情况，薛老师告诉我帅开甲老师，在南昌牺牲了。牺牲的时候，十分壮烈。就义前反动的法官问他有什么遗言，他向他们要了一张纸和一枝铅笔，写了四句诗。可惜前面两句薛老师不记得了，后面两句是“记取章江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诗真写得好，充分的表现了烈士的革命坚决性。薛老师还告诉了我很多其他老师和朋友们在苏区的工作情况。他要我好好的读书，长大了找“革命”去。

说说走走，到了一家小饭馆。我要进去，薛老师把我拖住了。他说：“你看里面，都是丘八。”我一看里面给反动派的士兵挤得满满的，于是我们就没有进去。一连走了两三家，几乎都是这种情况。我心里有些急，因为下水船快到了。那时船在码头上没有一定停靠的时间，货多就停得久点，货少很快就开走了。正在这样担心的时候，我们走过一家大馆子，一看里面没有什么客人，我把薛老师带到顶里面，在面对着湖的地方有些空座，薛老师认为满意，坐了下来。就交给我钱去买船票。

我匆匆忙忙赶到江边，一条英国怡和公司的下水轮船正好在靠码头。很多人在挤着买票。好在我人小，就从人堆里一钻，给我钻到了窗口，很快的买到一张统舱票，又三步当两步的赶回饭馆。薛老师正好吃完饭。

“怎么样?买到了吧?”薛老师可能是看到我那副高兴的样子，就这样地问。

“买到了。船已经靠了码头，快去吧。”我心里怕赶不上船，有些急。

薛老师站了起来，付了饭钱。他轻轻地问我：“什么船?”

我说：“怡和公司的，船名没记清楚。”

“那就好。要是招商局的船，说不定上去还有麻烦呢。”我听了这话感到奇怪，薛老师边走边向我解释：“因为招商局，完全是反动派所控制，船上特务们可以任意横行;外商轮船，由于外国商人要做生意，不许国民党的特务在上面公开捣乱，因此就比较安全些。”

到了码头边，一批荷枪的军警，在那里凶神恶煞的检查上船下船人的行李护照。我一看到这情况，心里不禁的紧张了起来。薛老师脚步放慢了几步，把船票往我手里一塞，他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轻轻地说：“不要慌，你不要说话，由我来应付。”他就拉着我向闸门口昂然的走去。

一个士兵，用枪一横，拦着薛老师：“护照!”

薛老师不慌不忙的说：“我是送人的。”

“送什么人?”

薛老师指着我说：“我的侄子，要到上海去考中学。喏，就是他。”

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聪明，立刻接着说：“叔叔，快点呀，船就要开了。”说着就一把拉着薛老师的手往闸门内一挤。那个士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们就过去了。由于后面的人又挤了上来，那个士兵又去吆喝着别人，他就顾不上我们了。

我们到趸船边的时候，轮船正在解缆，大跳板已经抽去了，薛老师从船尾边跳了上去。我还想和薛老师招呼一下，但薛老师很快的就消失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看到薛老师。

岁月悠悠，这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它却还历历如在眼前。现在我才知道，薛老师这次是由江西苏区到上海去开会的。一九三○年回到苏区后，在战争中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无论在东南革命根据地，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总要想尽法子打听他们的消息，但是，始终没有遇见到一个和他们相识或了解他们情况的人。全国解放后，我曾经怀着这样的幻想：希望在北京或在其它地方开会的时候，能够忽然的碰到他们。并且还具体设想了我们相见时一些欢乐的情况。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想像中的幸福，并没有实现。

当我在县委编的革命烈士传中，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是痛苦的。但是我又引以为慰藉。因为他们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树立了英雄的榜样。历史将是他们的永远的丰碑。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北京

杜宣的《长相忆》是一篇写人记事的叙事性散文。文章记叙了童年时期一段难忘的回忆，塑造了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烈士“薛老师”的光辉形象，抒发了对革命先烈的景仰和怀念之情。

童年的生活经验往往是艺术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而作者的童年正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这段中国现代史上风云突变的岁月更是给作者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能深刻地感觉到它。”因此，随着阅历的增长和理解的深化，作者童年的记忆不仅没有因“年华的消逝而湮没”，相反却变得“愈来愈深刻”。

散文写人叙事不同于小说，一般没有完整详尽的情节，而只是选取某些生活的场面或场景。这篇作品主要写了两个场面：一是“薛老师的到来”;二是“送薛老师上船”。作品通过这两个场面刻画了共产党员薛老师的形象。

当时，蒋介石正在对苏区进行“围剿”，白色恐怖笼罩全城。晚上，薛老师突然来到了“我”家。他“面容憔悴”，“穿了一件油污尘染的官纱长衫”，而在长衫里连小褂都没有，和作者往日见到的那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头发，健壮倔强的形象”截然不同。这个肖像描写暗示薛老师为躲避反动军队的追捕，已历尽艰辛。

然而，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薛老师依然保持着往日的乐观和幽默，还是“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打招呼。当“父亲”对薛老师的安危表示担忧时，薛老师却“带笑地”说：“阎王那里都去过好几趟了，他都不敢收留我，这儿怕什么?”这番话冲淡了“父亲”紧张的情绪。

如果说，“薛老师到来”这一场面突出的是薛老师乐观幽默的一面，那么，“送薛老师上船”则表现了人物机智勇敢的一面。

作者先陪薛老师上街吃饭。走到一家小饭馆，“我”正要进去，薛老师“把我拖住了”，原来里面挤满了反动派的士兵。两人走过两三家饭馆，都是如此，一直走到一家大馆子，里面没有什么客人，“薛老师认为满意了，才坐下来”。当“我”买来船票时，薛老师听说是“怡和公司”船表示认可。他向“我”解释：招商局的船由反动派控制，船上特务横行;“怡和公司”是外商所办，比较安全。在与敌人长期周旋斗争中，薛老师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处处都显得十分细心而机警。

“上船”的一幕十分紧张。码头上，军警密布，一个个荷枪实弹，如同凶神恶煞。薛老师“把脚步放慢，把船票往我手里一塞”，“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轻轻地嘱咐“我”不要慌张，一切由他来应付。当一个士兵拦住他们，要薛老师亮出“护照”时，薛老师却“不慌不忙”地说自己是来送侄子到上海考学的。“我”也顺着薛老师的话，喊：“叔叔，快点呀，船就要开了。”说着就和薛老师一起挤进了闸门。薛老师上了船，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这篇作品采用了倒叙和插叙的叙事方式，从回忆入笔，引入对往日岁月的追忆。文章末尾，又回到现实，表现了对革命前辈的思念。作品还用插叙的方式，简述了薛老师在大革命中宣传革命，鼓动群众的情景;叙述了薛老师被敌人抓住后英勇不屈的精神;交代了薛老师曾经担任全国苏维埃总工会总书记的身份。作品通过这种结构方式，弥补了记述单一场面的不足，完整而又立体地塑造了革命先烈薛老师的光辉形象。

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也是这篇作品的显著特点。文章开始的四个段落，在交代时代背景，引入回忆的同时，倾注了作者浓郁的感情色彩。文章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渗透了作者对共产党人的景仰和关注之情。在结尾部分，作者再次倾诉了心中长久以来对革命先辈们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