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山乡的那个渡船老人。

说是山乡，因为我有几个寒暑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的山水人物同我逝去的部分岁月交织在一起，那里的土地留下我深深浅浅的足迹，那里也就成为我的另一个故乡了。

大队部座落在画屏似的山麓下，奇峰危岩的倒影俯临着村前的溪水，犹如一个山水空灵的绿色半岛。没有桥，渡口的小船便成为活动的桥梁。我到山乡的最初一段日子，寄居在大队部的侧屋，以后又搬到五里地外的一个小山村，来来往往都要靠着小船摆渡。

撑小船的是一个面色严峻的老人。不知为什么他总是那么阴郁，显得有点古怪。你问他十句话，至多回答你一句，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愿开口。有时，渡船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只管自己慢悠悠地撑着竹篙，好像这船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整个世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开始我觉得这老人未免不近人情，慢慢地也就习惯于这种载满一船沉默的摆渡了。

不过这样我倒有更多的余闲去观察他。他的古铜色头颅上的白发白须，他常常衣衫敞开裸露出古铜色的胸膛，还有他裤管卷起的古铜色腿部，这整个给人一种倔强的神气。人们说他早年是一名出众的舵工，闯过不少大江大河，也经历过人世的惊涛骇浪，现在年已古稀，就在这大队里给人摆渡，以度过他的垂暮之年。

他看来没有亲属，也没有家，这渡船于是成了他的家。船梢篾篷下，铺着一张磨得发光的棕色草席，上面一条迭得很整齐的花布棉被。靠前的船舷旁，一缸米，一桶水，一堆木柴，这便是他全部的食宿所在。船身内外的木板擦洗得明净光洁，所有生活用品无不安置得井然有条，俨然是一个小小的水上人家。

最引人注目的是卧具上端，鸡毛掸子旁边，挂着一方明亮的小镜框。镜框里的照片，是一张十分年轻的笑脸。这是一种春日阳光般灿然的微笑，是一种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热爱的微笑。我想这是老船夫留驻在像片上的永远的青春。每次我摆渡过岸时，情不自禁总要对着那张照片看一眼，觉得这照片上的笑容，在小船里投下一道生命的光辉。有几次我还发现，镜框下的一只空酒瓶里插着几朵野花。想不到古怪的老船夫还真是很有生活情趣的。

可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个老人满是皱纹的黝黑脸上，不止是刻着苦辛的印记，还隐约留下寂寞的阴影，宛如写在他脸上的是一页很难读懂的人生的书。

夏末，落了一场暴雨，千百条山涧汇集成川，呼啸着一齐流入河道里。那个晚上我到大队部开会，会后留宿在祠堂边的侧屋，听了一夜风声和雨声。翌日天虽放晴，而渡口的溪水高涨，淹没了一片砂石地。为了免于被激流漂走，渡船早已拽上溪滩，系在一棵老樟树下，显然是无法摆渡到对岸去了。那天早上我恰好有事要到公社去，站在水流激荡的石磴上迟疑了很久，末了决定试一试涉水过溪。

“慢着。”有人喊住我。“这水底有暗礁深潭!”

原来是那个古怪的渡船老头。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出现在我身边，有如一尊古铜色的雕像。

“可我要赶路。”我无可奈何地解释着。

他毫不犹豫地说：“来!”

我以为他要带我趟过溪水，高兴地请他走在我前面领路，不料他沉缓地低声说：“我背你过去!”

这实在使我吃了一惊。且不说他平时那种难以接近的冷漠神气，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出自他的口中; 即使论年纪，他也比我大了一截，我是不能领受这一份盛情的。

然而他却是极其认真，冷冷地重复说：“我背你。”

从大队到公社所在地约有二十里山程，中间还得翻过一条很陡的荒岭，而我必须在晌午时分赶到那里。可是，眼前这条溪流涨起大水，无法指望搭船到对岸去，我站在溪边怅然四顾。

“来!” 他弯下身子，不容我多所推辞，让我伏在他像船板一样厚实的背上。

这是我生平最难忘的一次摆渡。他驮着我，沉稳地一步一步踩着浪花激溅的溪水，水流渐渐淹过他的古铜色腿部，渐渐浸上他的腰部。我伏在他的背上，隐隐感到他脚下踩过的水底卵石，感到他绕过几次水下险道时的脚力。他照例是沉默无语，仿佛他自己就是一条载人的渡船。我也不知道对这样一次意外的经历该说些什么。我该说些什么呢? 在这时候，任何感激之辞都是空泛无力的。我突然感到，负载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这一带的山区人民!

然而，使我的心灵为之震颤的一件事，则又在过了许多日子以后。

那是寒冬腊月里的一天，渡船老头到县城去了，船上的撑渡换了一个替手。我似乎颇有点寂寞。自从我到山乡数个月以来，尤其是那次老船夫驮我过溪，尽管我们交谈的话仍然不多，终于在渡船上建立起感情的桥梁。有许多次，山乡邮递员把我的远方来信和大队的《人民日报》留在渡头，每一次，老人都是很负责地亲手交给我。不久我就发现村内村外所有过渡的人，对大队里这个老船夫都很尊敬，而且都很关心他。每逢过年过节，船梢的篾篷下挂着社员们赠送的一尾鲜鱼，一块腌肉，或是一串干辣椒。辣椒干像一串红艳艳的鞭炮，喜孜孜地在船上晃动。

那天傍晚时天气阴寒，铅灰色的低空压着山巅。渡船载着最后一批从对岸山垅田收工回来的社员们，在轧砾的砂滩上停靠了。我和大队支部书记老林到溪丘地小队去开会，一同上了渡船，坐在篾篷内老船夫的卧铺上，举目细看篷壁上挂着的小镜框。我对老林说，这张像片一看就知道是老船夫年轻时照的，那双无邪的眼睛，透着一股灵秀之气。如今上了年纪，老人家的眼神就黯然无光了。

老林摇摇头：“哪里，这照片上的青年不是他，你不知道?”

“那又是谁?”我不胜惊讶。

老林黯然说：“那是他儿子!”

一提起老船夫的儿子，大队支部书记轻轻哆嗦一下。这时渡船在沉沉暮色中撑开去。寒风吹进篾篷，溪面闪着寒光。随着船桨起落的欸乃^①声，我听着老林声音悲怆地说起老船夫的一件往事。

老人大半辈子过的水上生涯，不幸早年丧偶，身边相依为命的只有一个独子。小男孩自幼跟着父亲浪里来风里去，在风浪里长成一个健壮聪颖的少年，进了县城中学后，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席卷全国的一场政治大风暴开始了，他同全国成百万的学生一样，到许多省市城镇去“串连”，足迹远至西南边陲的省份。

那一年他才十五岁。刚出去时还寄来两封简单的家信，以后就音讯杳然。他的伙伴们陆续回到家乡“就地闹革命”，可是这孩子却从此不知去向。有人说他“为革命做了囚徒”，不知被禁锢在远方哪个牢狱里。也有人说他在外省的一次大武斗中，平白无辜做了流弹的牺牲品，葬在不知哪处的乱坟堆里。众说不一，存亡不明。总之，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一个年轻的生命竟然像流星一样殒落了。

只有老船夫从未失去过希望，他对一切不祥的传闻一概不闻不问。他不相信，他也不愿相信儿子一去不复返。在别人面前他的话越来越少，在没有人的时候，他对自己说的话则越来越多。他孑然一身生活在小船上，对着孩子的照片独语，像是祝祷，像是祈求，又像是哀诉。有时他仰头对着上苍愤激地大声说话，像是控告人世的不平。更多的时候他茫然若有所失，又若有所待。他靠着希望生活，他生活在永远的期待之中。他心中燃烧着的希望之火是永不熄灭的。

山城不通火车。每隔一个时期，老人就到县城的长途汽车站去等待。他怔忡不定，唯恐失去一次在车站上亲自接到儿子回来的机会。时间无情地一年接着一年过去了。他对人说他儿子很可能在外地找到工作，按理说到了春节该会回乡来探亲，于是又改为一年一次，临近春节前十天到县里去。人们看见车站的长椅上，坐着一个面容严峻、衣冠整齐的老人，痴痴地寻视每一班长途汽车的每一个窗口。大家都辛酸地暗暗在心里说：“渡船老头又在等他儿子了。”

这是错误的历史造成的一个普通人的悲剧。

也许这不过是千百万人中一个小悲剧。

清明时节，溪边的杜鹃花盛开，满山浓黛中一片绯^②红，映照着色调迷离的溶溶春水。长长的竹篙往水里一撑，水面上漾起红艳欲流的涟漪。船头上一个古铜色铸像一样的老人，撑着渡船渐渐靠近岸边。

在这梦幻似的幽境中，我又一次上了渡船。

山乡的孩子们采撷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杜鹃花，纷纷跳上船来，带给那个年年月月为人们摆渡的老船夫。杜鹃花又名映山红，山里的人称为清明花。我也把随手采来的一束清明花，默默地放在船篷内的小镜框下。不一会，又有几个摆渡的山村姑娘也捧着鲜花上船来。霎时间红花载满了一船，像载满一船无穷的希望，直向对岸驶去。

在十年动乱中离散的亲人们，只要活着的，或早或晚都已团聚了。那个魂牵梦萦地思念着儿子的老船夫，那个孤寂的老人，今天是否依旧在大队撑渡? 他生命的最后一页是怎么写下的，依然是满怀希望抑或终于感到幻灭? 我不知道，我又多么渴望知道!

我常常想起山乡的那个渡船老人。

1980年2月

(选自《文汇增刊》1980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