傀儡是照理不能说话的,说话的是幕后牵线的人;假使傀儡也能直接说话,便是妖了。人的傀儡由于本来是人,有血有肉,虽然因为做了傀儡,丧失人格,但因还是一具脓包,所以还能说话。此之谓活傀儡。活傀儡说话,是仰承幕后牵线者的鼻息,是一架传声筒,所以也是妖。说的话是妖言,涂在纸上是妖文。近来对这类的文字给予“妖文”的称呼,是很有意思的。
        死傀儡不能直接说话,能直接说话是假定的,因而其为妖也是假定的。其实妖的本身,也是假定的存在。但活傀儡因能直接说话,其为妖却是肯定的,而因有活傀儡可以作为肯定的妖,所以也可肯定妖的本身,虽然妖的本身只有那些活傀儡。
        活傀儡愈做愈反常,最近竟仰承野主的鼻息,对家主说话了,发表祈求“和平”的陈述。陈述者,陈述野主之意也。野主急于求和,野主从事新的侵犯之时,必借“和平”以懈怠松弛抗战的意志。无奈故技历试无效,在闻者固觉讨厌,在施者也觉羞惭,故假手于活傀儡,其为妖言,是无疑的。
        妖言是间接地说话,间接地暴露了活傀儡的嘴脸。但这次的妖言也直接地暴露了活傀儡的嘴脸,如说: “国民党实行走过急,似乎已不能使神志极其清楚之考虑。”这其实是活傀儡的本身供状。牵之则行,不牵则止,这是死傀儡的形相,活傀儡也不能例外。但死傀儡本无神志,自然说不到清楚或昏愦,无论怎样被牵行走过急,也不会昏愦的。活傀儡可不成了,因为还是一具脓包,脓包里还包含着神志,所以被牵行走过急,是会更加昏愦的。虽说还包含着神志,但已没有灵魂,虽然被牵行走过急,但是非常驯服,这才会被牵,这才会被牵行走过急,此其所谓行走也者,行尸走肉而已。活傀儡的牵线者,偏偏又是性急的,无怪被牵行走过急,无怪昏愦到如疯狗咬人。被牵行走过急是很累的,狗而发疯,倘有灵魂,是非狗所愿的,因为是垂死的变态。这真叫做活该!
        

(1938年11月版《边鼓集》)

        赏析 本文的主旨在于揭露“活傀儡”的丑恶嘴脸。所谓 “活傀儡”,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投降派,即仰承侵略者鼻息,急切投降的汉奸。文章行文缜密,风格泼辣,形象生动,说理透辟,思辩性强。
        为了从本质上揭露汉奸“走过急”的行径,文章始终用对比的方法,揭示木偶戏的傀儡与政治舞台上的活的傀儡的特征。文章捕捉住傀儡戏中木偶的“死”——无生命、无神志,强调了死傀儡被幕后人操纵的特点。以死傀儡作为文章的开头,醒目明快。因为傀儡把戏,已是众所周知,既通俗又形象,极省笔墨。随后将其与活傀儡对比,容易启发读者的联想,活傀儡的形象及特点,自然地跃然纸上。
        创造了形象,还要有议论。尤其是暴露性的杂文,其说理性犹如雕塑家手中的刻刀,是显示形象特质的武器。作者擅长写思辩性的杂文,具有“咬住不放”和“辨微”的韧劲。说理又咬住不放,要依赖严密的论辩逻辑,才能恣肆有力。
        全文共4个自然段,各段紧扣“死” “活”两种傀儡的特征,时而形象勾勒,时而分析议论。段与段之间,互相照应,环环相扣,既有道理的推演,又有理论的升华。
        前两段是一般性的议论,到后两段,紧紧围绕活傀儡能说话这一点,作深入具体的剖析。杂文家着文,常涉及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往往是触发作家创作的契机,作家创作时又将其反馈过来在文中作为典型例证使用。这一段便择取了活傀儡仰承野主鼻息,对家主劝降的事件,予以评析。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揭露,既将野主急于侵略,以“求和”懈怠松弛抗战意志的故伎揭示出来,又将活傀儡在主子技穷时,急于替主子奔走效劳的卖国本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最后一段,引用活傀儡向家主劝降的原话,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对活傀儡的自供状进行剖析。作者指出:活傀儡“已没有灵魂,……非常驯服,……这才会被牵行走过急,此其所谓行走也者,行尸走肉而已。”
        文章以“被牵行走过急是很累的……这真叫做活该!”作结尾,既生动又有力,既抨击了汉奸连疯狗都不如的嘴脸,又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鄙视与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