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伙穷朋友里,我竟被封为有产者了。这头衔是在我买到一辆过手的杂牌车的那天颁给的。
        这以前,我们同样的光头上顶着那有时冒火有时漏汤的天,脚下同样踏着崎岖而泥泞的地。奔驰的马,电掣的车,风一般地硬由我们这伙人当中驰过。恐怖过去了,我们一起攥紧泥污的拳头,向着那屁股后眨着两颗红妖眼的蠢物恶狠狠地骂一阵,然后,又踉跄地走进了破落的巷口。
        自从我的脚不与那硬的石头和稀的泥浆发生直接磕碰以来,我享到了新的舒坦,可也感到失去了原有伙伴的孤独。
        一个人被带到另一崭新世界后,惊奇自然不免,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跟着来的是如何把自己妥适地安置到这环境里。
        记得我第一次骑在这双轮机器上,被自己与这东西合作的力量驱到马路上时的情景。我的前轮是多么和我一样的羞涩,一样拙笨呵! 两只手撑在冰凉的车把上,颤巍得直要折断。每个转弯处我都多么地认真啊,象个才给收生婆洗过澡的婴儿,什么声音都能把我惊恐。
        渐渐地,我的技术进步了。同时,我在马路上交了许多朋友。速度和身分使我的友谊既不能去高攀,也无从下就,恰好是和我一样拥有一辆脚踏车的人。结交不必由哪方采取主动,我们在感着同样的不便,也沾着同样的光。一辆英国“三枪”拐倒了一辆人力车,那时德国 “汉堡儿” 的同样有理由笑——而且胜利地笑。但对面冲来凶猛的汽车时,则大家同样惊慌。
        这些友辈的脚踏车都各因其主人,有着不同的个性。象那税局科员的 “鹰牌” ,如果他由你身边骑过时,你会想到这人整天的时间都花费在这车子上了。电镀的前叉子亮得象银条,绿的走水绸斜扎在邓路普红胶皮的长喇叭上。他不容一粒尘土沾在轮盘上,因为他记得这一路要和多少漂亮的人擦身而过。可是这点顾忌锐减了他的速度,结果只配在马路上摆摆架子。
        讲快,要算电报局的那位科员了,只要登上车,他便飞下去了。车身找不到一点装饰,但求轮带够硬壮,中轴有着润滚珠的油就成。条上纵然爬满了去年的泥疙疸,他也不介意。他知道警章是给弱者定的。巡警用木棍指挥他,他会连木棒给撞掉。七十岁老太婆的命多半悬在他轮下,监牢也是他可能的栖所。
        守分的车多半蹓在路边。他忌用眩目的颜色惹人注意,也不在侪辈的挑战后增加脚下的力气。他手指总勾在后闸的机关处,准备可以随时停下。每辆汽车的影子全能使他脸上泛出畏惧的表情,可是在无人知晓的时候,也会吐上几句对汽车的怨语。
        其实,汽车并不一定都是可怕的,只要车主人懂得伤人要赔偿,要给报纸披露的道理。但如果车座里坐着的是位灰衣红肩章的将军,则马路上的一切行人的生命登时都脱离了本人的支配。遇到这样的情形,那电报局的科员是要吃亏的。
        车主人纵使是位本分守法的人,如果那车的方向盘掌握在凶暴的司机手里,则这辆车也未必如上所说地文雅了。实际上这慈祥人的司机往往会不惜把车轮朝你腰间冲来,虽然当初这车夫也那么光头顶着天在马路上踉跄地走过。
        有些骑车的感到骑在汽车前永远要受压迫,乃尾在这巨物的后面,任它去冲路,既迅速,又威风,特别在压过同伴的尸身时。但这种人向为侪辈所不耻。
        还有些无能而又想做点动人事件的骑车者,在汽车离得远的时候,就骑到马路中心,做几个反抗汽车的姿势。只要在场弹压的警察向他一挥棒,就即刻躲到最安全的地带去了。这种人只能获到一个丑角应有的喝采,永远不能为同伴所信赖,或为敌人所畏惧。
        充当马路上一切骑车者的屏障的,是人力车夫。瞪圆了喷火眼珠子的汽车怒叫着驰来时,一切人都向人力车厢后面躲,独有勇敢的人力车夫,用挺着淌汗的胸脯去迎接这煞神。那巨物用喷火的眼珠子搜遍他每根汗毛,把他挤到无处可躲。发泄了一通坏脾气后,才气冲冲地开走了。
        巨物去了,随着这种轻尘我们一辆辆脚踏车又春燕似地掠了出来。用轻薄、卑鄙的姿势由人力车夫的肩头擦了过去,一转眼都飞向欢乐的所在去了,抛下人力车夫等待巨物的再番到来,等待庇护后面同样没良心的骑车者。
        我乍上马路,看着实在不顺眼,尤其遇到拉车的刚好是我当年的伙伴。
        如今,我可算颇有些机智了。我能根据眼前的局势决定脚下的快慢。我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改变车的方向了,那么自然,连腰部都觉不出转动来。我懂得了在平坦的路上不妨狂奔,遇到艰险,却须缓缓地前进。我学会了在拐弯时由立在巷口行人的脸色去推测巷里的形势。我知道了自己力气微弱,甘愿忍口气,不再把对汽车的愤怒轻意地暴发出来。
        我那些光着头,踱在地上的伙伴呢? (《小树叶》)
        附记: 这是一篇带点象征意味的短文,原题为《路人》,收入《珍珠米》时改为此题。这是我那时对社会的一点分析。骑车者指中产阶级,人力车指劳动人民,汽车指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文中现身说法,对“世故”有所揶揄。
        赏析 作者在“附记”中说: “这是一篇带点象征意味的短文”。“这是我那时对社会的一点分析。骑车者指中产阶级,人力车指劳动人民,汽车指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假如没有这个“附记”,我们完全会把这篇文章当成记叙性的散文。但有了这个“附记”,我们就不能这样看了。它实质上是一篇文艺性的分析说理的文章。
        联系作者的“附记”,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的特点是用象征的手法,寓分析说理于叙述之中。作者将自己对社会的分析和理解,都寄托在对脚踏车、汽车和人力车的记述中了。作品以脚踏车为中心,记述三种车在行路中的关系,用这种关系,象征社会上中产阶级、军阀统治者和劳动人民这三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军阀和反动统治者是统治阶级,他们在社会上横冲直闯,肆无忌惮,草营人命。劳动人民是最勇敢而最受欺压的,他们为生活奔波,不知何时就会丧命于汽车轮下。反动派把他们逼到“无处可躲”,他们有冤无处诉,有时还得做中产阶级的安全“屏障”。而中产阶级却较为复杂。有疲于奔命者,象电报局科员;有摆架子者,象税局科员;有为虎作伥者,象跟在汽车后抖“威风”的;有虚张声势者,象那“做几个反抗汽车的姿势”的。当然也有“守分”的。但一遇到危险时,他们都拿劳动人民作“屏障”。这就是作者“对社会的一点分析”。这分析大体是不错的。
        如果作者将上述的意思用议论的方式直接说出来,那就可能成为一篇没有多少新意的论文。作者采用象征的手法,却成了一篇别具一格的杂文。而且,因为文章的意蕴都包含在象征中,不太确定,读者可以见仁见智去理解发挥,文章的新意也就由此而出。杂文的写作手法,可以不拘一格。但杂文的象征却不能弄到使人无法理解,否则,便失去了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