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虎不成反类狗,刻鹄不成终类鹜。”自从这两句话一说出口,中国人便一天没有出息似一天了。
        谁想得到这两句话是南征交趾的马援说的。听他说这话的侄儿,如若明白道理,一定会反问: “伯伯,你老人家当初征交趾的时候,可曾这样想过:征交趾如若不成功,那就要送命,不如作一篇《南征赋》罢。因为《南征赋》作不成,终究留得有一条性命。”
        这两句话为后人奉作至宝。单就文学方面来讲,一班胆小如鼠的老前辈便是这样警劝后生:学老杜罢,学老杜罢,千万不要学李太白。因为老杜学不成,你至少还有个架子;学不成李的时候,你简直一无所有了。这学的风气一盛,李杜便从此不再出现于中国诗坛之上了。所有的只是一些杜的架子、或一些李的架子。试问这些行尸走肉的架子,这些骷髅,它们有什么用?光天化日之下,与其让这些怪物来显形,倒不如一无所有反而好些。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狗,鹜。鹜真强似狗吗?试问它们两个当中,是谁怕谁?是狗怕鹜呢?还是鹜怕狗?是谁最聪明,能够永远警醒,无论小偷的脚步多么轻,它都能立刻扬起愤怒之呼声将鄙贱惊退?
        画不成的老虎,真象狗;刻不成的鸿鹄,真象鹜吗?不然,不然。成功了便是虎同鹄,不成功时便都是怪物。
        成功又分两种: 一种是画匠的成功,一种是画家的成功。画匠只能模拟虎与鹄的形色,求到一个象罢了。画家他深探入创形的秘密,发见这形后面有一个什么神,发号施令,在陆地则赋形为劲悍的肢体、巨丽的皮革,在天空则赋形为剽疾的翮翼、润泽的羽毛:他然后以形与色为血肉毛骨,纳入那神,抟成他自己的虎鹄。
        拿物质文明来比方: 研究人类科学的人如若只能亦步亦趋,最多也不过贩进一些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既不合时宜,又常多短缺。实用物质科学的人如若只知萧规曹随,最多也不过摹成一些欧式的工厂商店,重演出惨剧,肥寡不肥众。日本便是这样: 它古代摹拟到一点中国的文化,有了它的文字、美术; 近代摹拟到一点西方的文化,有了它的社会实业: 它只是国家中的画匠。我们这有几千年特质文化的国家不该如此。我们应该贯进物质文化的内心,搜出各根柢原理,观察它们是怎样配合的,怎样变化的! 再追求这些原理之中有哪些应当铲除,此外还有些什么原理应当加入,然后淘汰扩张,重新交配,重新演化,以造成东方的物质文化。
        东方的画师呀! 麒麟死了,狮子睡了,你还不应该拿起那枝当时伏羲画八卦的笔来,在朝阳的丹凤声中,点了睛、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吗?
        

(1934年10月上海生活书店版《中书集》)

        赏析 这篇杂文主要提倡一种敢于突破一切陈规陋习的创造精神。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这种创造精神,才能前途无限,大有希望。文末几句,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希望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祖国,能够凭借自己的创造力,昌盛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拿起画笔,“让困在壁间的龙腾越上苍天”,让伟大的祖国腾飞起来,从而使文章的内容得到升华,进一步深化了主题。
        文章采用由小见大、层层推理的方法,使所论的主旨得以充分的论证。“画虎类狗”之说,原是讥讽那些好高骛远,一无所成,反而被人耻笑的人和事。但这句话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人人都怕“画虎不成反类狗”,连画笔也不敢拿,那还能谈得上成功吗?文章首先点明“画虎类狗”的出处,指出世人把它“奉作至宝”的危害,接着分析开去,指出成功亦有两种情形: 画匠的成功,只做到外形的相似,“求到一个象罢了”; 而画家则力求把握对象的精神,不仅形似,更要神似。正如茅盾所说: “专一临摹某一个人的面貌以求逼真的,只是真容画师之技俩; 艺术家的使命高过于真容画师多得多,艺术家不是真容画师”(《创作的准备》)。临末,又推而广之,由画画推论到物质文明的建设,以及日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说明任何事情,都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袭守旧。
        本文的另一特点是,富有哲学思辩性。作者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矛盾对立统一规律,使所论证的问题,大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画虎类狗”本是个否定性的命题,作者却反其意而论之,引伸出一种肯定性的命题。其中有些段落,哲理意味相当浓重。如“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着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这里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无”与“有”、“伪有”与“真有”之辩证关系。又如说“画不成的老虎”,并不“真象狗”; “刻不成的鸿鹄”,也不“真象鹜”。这里又用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范畴,来讲明“象”与“不象”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于这些论述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因而使文章说理较为充分,且耐人寻味,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