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 ”
        人的生命! 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拼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工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
        “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生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
        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十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
        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陶行知文集》)

        赏析 这篇杂文以小见大,从一句话说开去,以明确的立论,清晰的条理和充分的事实,揭示了深刻的主题。
        太平洋会议本是帝国主义者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作者当然会认为他们说的是“废话”。但劳耳的一句话,“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却击中了中国的要害。在旧中国的确如此。作者抓住劳耳的这句话,首先用活生生的事例和令人吃惊的数字,揭示出中国耗废生命的事实。“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对比鲜明,使人触目惊心。接着作者的笔锋由浅入深,以“伟大的母爱”来反衬对别人生命的冷酷无情,具体而形象地揭示出产生浪废生命现象的思想根源——极端的私有观念。这才是这篇杂文的矛头所向,也就是文章的主旨。
        但文章并没有停止在消极的揭露上,在文章的最后,用排比句式,从正面指出了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着眼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是着眼于人们的观念的转变。即只有当人们把人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时,“中国才站得起来”。这论断的确震聋发聩,显示了作者思想的深邃。当然,社会的黑暗是摧残人的生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作者是知道的,事实上在文章中也给予了揭露,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事例便是证明。但只有社会制度的变革而没有对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耗废人的生命的现象便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对此,今天的人们是不难理解的,但在30年代,作者就从这一深层提出问题,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一篇700多字的短文中,从一句话引申出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使文章显得十分集中、精炼。当得“短小精悍”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