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上海《时报》上有一个广告,其标题为“通讯教授典故”;其下云,“……搜罗群书,编辑讲义,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则每月可得四百余; ……每月只须纳讲义费大洋四角,预缴三月,只收一元。……”有个朋友和我说: “这一来,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学生的求学钱要被他们盘去了。”我答道: “一个月破四角钱的财,其害还小。要是买了他这本书来,竟把这四百多个典故熟读牢记,装满了一脑子,以致已学的正当知识被典故驱出脑外,或脑中被典故盘踞满了,容不下正当知识;这才是受害无穷哩!”
        我要敬告青年学生:诸君是二十世纪的“人”,不是古人的“话匣子”。我们所以要做文章,并不是因为古文不够,要替他添上几篇;是因为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所以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写成我们自己的文章,我们的话怎样说,我们的文章就该怎样做。有时读那古人的文章,不过是拿他来做个参考;决不是要句摹字拟,和古人这文做得一模一样的。至于古人文中所说当时的实事和假设一事来表示一种意思者,在他的文章里,原是很自然的。我们引了来当典故用,不是肤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驴头不对马嘴”,与事实全然不合。我们做文章,原是要表示我们的意思。现在用古人的事实来替代我们的意思:记忆事实,已经耗去许多光阴; 引用时的斟酌,又要煞费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们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然相反。请问,这光阴可不是白耗,苦心可不是白费,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吗?唉!少年光阴,最可宝贵,努力求正当知识还恐怕来不及,乃竟如此浪费,其结果,不但不能得丝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说反而受害,——我替诸君想想,实在有些不值得!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

        赏析 “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主张废止典故的滥用。然而却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大登其“通讯教授典故”的广告。广告者的目的,在于利用青年急于学写文章的心理,借机骗取钱财。然而作者认为,其危害远不止于此,其要害在于贻误青年,糟蹋人才。出于对青年的爱护,作者写下了这则杂感。
        作者对青年的劝诫和忠告,没有拘泥于文章作法之类,而是立身时代大潮,率先提出“人”这个根本观念,由“人”的自觉而论及文章的命意。作者认为,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古人不同。我们是现时代的“人”,不是无生命的机械,不是古人的话匣子、传声筒,所以要作文,是“要把我们的意思写他出来”。惟其如此,应该用自已的语言,自由表达个人的意志、见解、思想,应该是“话怎样说”,“文章就该怎样做” 。
        在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之后,作者又递进一层,说明死记典故何以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情境不同,所以生搬典故不是不切题,就是无味,或者竟和自己的本意相反。而当时有多少新知识、新思想、新科学需要青年去探索、去掌握啊! 因此,作者为青年设想,把宝贵光阴放在并无实际意义的记忆典故上去,“实在有些不值得”。
        本文名为杂感,实近通信,作者仿佛在和青年学子作倾心交谈,情辞真挚恳切,语调柔和委婉。由人而及文,从时代的要求论及文章的要求,层层推进,反复申述,不由人不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