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太监是一门学问
我以为中国封建性文化真正算得上“国粹” 的只有“三寸金莲” 与太监政治。(辫子和欧洲人的假发一样,不过是寻常风俗而已; “姨太太” 比起至今许多国家尚有的多妻制,也不见得多么“出众”。)而“三寸金莲”远不如太监政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久远重大。“三寸金莲” 有冯骥才的一部文化小说就够了,研究太监则应当成为一门大学问。
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日本、朝鲜都曾有太监,但是都不象咱们中国,太监制度贯穿古代、近代史,而且有一套权威的理论(据说上应天象,“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 ,万古不易); 中国的太监不仅是宫廷差役,而且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赵高、童贯、刘谨、魏忠贤这些名阉真个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顺则昌,逆则亡。
虽然有几位开国英主如赵匡胤、朱元璋取鉴前朝,曾定制严禁太监干政,但太监势力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壮大,这与中国的政治土壤、社会气候有一种什么联系,是很值得探究的。太监是皇帝的启蒙老师,皇帝幼时的语言、礼仪乃至吃饭走路的姿势都是太监训练的,潜移默化中必然给皇帝的性格打上烙印。而最高权威者的好恶是会强有力地“传感”给臣民的。这么说来,几千年来许多人直接间接受着太监人格的影响,这不值得警觉和反省吗?还有,太监是人性遭压抑、被扭曲的极端表现; 作为人性、心理变态的一种典型,他们集中反映了人性的某些弱点和阴暗面。
且略陈我研究(以才识和辈份论,我不配称“研究”,拟用“学习”又觉不妥)太监的几点心得,充作引玉的砖头。
△太监以不学无术而获宠信致高位。尽管前代宦官乱政的教训层出无穷,仿佛鬼使神差,君王们还是以为没文化的家奴比有文韬武略的臣民更忠实可靠。无知便是他们的政治资本,他们近乎本能地憎恨知识,憎恨知识分子。东汉和明末的“党锢”之狱,魏忠贤毁天下书院,就是太监这种敌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发泄。
△其实太监也有太监的学问——作奴才的学问。比如怎样跪拜、传事、回话、避讳等都大有讲究。一个有“出息”的太监,必是严守等级名分、善于察言观色迎奉主子的高手。正象心理学家荣格说的,一个人会由于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得意,并常常企图把这种角色强加给他人。太监若成功地担任了奴才的角色,必要求他人也当个“好”奴才。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小德张,辛亥革命后移居天津,他就套用了宫廷那一套礼法作家规。
△政治越神秘,越有利于太监窃权弄鬼。所以,刘谨要怂恿皇帝在深宫淫乐或出宫“游龙戏凤”。君臣阻隔,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谁敢抗命便是犯上作乱。
△太监本出身于社会最下层,或俘虏,或免死囚,或贫民;在宫内当普通太监时,也曾饱受欺压。然而一旦有了权势,整起人来,往往毫无将心比心的怜恤,反而格外残酷。明代大太监汪直本是虏进宫的瑶民子弟,爬上去后成了个屡兴大狱的恶棍。这种奴才“比暴君更暴”的现象,简单地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是说明不了的。也许是一种社会报复心态使然?
诸如太监政治的历史演变,太监心理的特征,都是些挺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期盼着有太监学的大著问世。
赏析 这篇杂文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欣赏。
在一望而知的表层,它是一篇知识小品。与以辫子、小脚、鸦片枪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土特产”的流行说法不同,作者告诉我们太监政治是中国封建文化最典型的产物。作为论据,简要地介绍了太监政治的久远性和载诸经典的理论依据,并列举了几个大太监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影响,使我们对中国的太监政治留下了一个简洁而鲜明的印象轮廓。精选的材料纵贯5000年,扫描的视野涉及东西方,知识性很强。
进一层,它可以说是一篇带学术性的短论。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太监政治应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事实上,太监政治在史学界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太监势力为何在中国政治土壤上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没有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没有人作这个尝试。文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不仅提醒史学界,而且从人格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把太监政治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人性的标本。观点的新颖,使这篇短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这种学术性对于杂文来说,是追求一定的思想深度的副产品。
然而,循着我们对杂文的文学形象性的阅读期待往深层探究,不难领悟到,太监在这篇作品中不过是一个话题、一种载体,封建专制制度中形成的“太监人格”才是本文富于实质性的意象。显然,“太监人格”在这里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个象征的涵盖面,比人们习用的“太监——阉割——没有阳刚之气”的比喻要宽泛得多。它包含着对知识的敌视、奴才心理、奴性习惯、对铁幕政治的偏执、人性的异化等等。从发生学的观点看,这个象征是作者联想的产物,是有感于现实中阴暗面和某些弊病而做的“含沙射影”。作者并无一语明显涉及现实问题,这当然不如直截了当指斥时弊来得痛快,但它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作为一种象征,一种虽不精确却有形象性的类比,“太监人格”在语用功能上,可以传达人们对封建性的腐朽事物或非人道的残忍行径的厌憎蔑视之情,可以引发读者会心地一笑,从而获得文学的审美快感。
这篇作品不是以幽默诙谐见长,而是具有冷峻深沉、凝炼含蓄的风格。这也是杂文一体。
古代埃及、希腊、罗马、土耳其、日本、朝鲜都曾有太监,但是都不象咱们中国,太监制度贯穿古代、近代史,而且有一套权威的理论(据说上应天象,“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 ,万古不易); 中国的太监不仅是宫廷差役,而且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赵高、童贯、刘谨、魏忠贤这些名阉真个是“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顺则昌,逆则亡。
虽然有几位开国英主如赵匡胤、朱元璋取鉴前朝,曾定制严禁太监干政,但太监势力却有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壮大,这与中国的政治土壤、社会气候有一种什么联系,是很值得探究的。太监是皇帝的启蒙老师,皇帝幼时的语言、礼仪乃至吃饭走路的姿势都是太监训练的,潜移默化中必然给皇帝的性格打上烙印。而最高权威者的好恶是会强有力地“传感”给臣民的。这么说来,几千年来许多人直接间接受着太监人格的影响,这不值得警觉和反省吗?还有,太监是人性遭压抑、被扭曲的极端表现; 作为人性、心理变态的一种典型,他们集中反映了人性的某些弱点和阴暗面。
且略陈我研究(以才识和辈份论,我不配称“研究”,拟用“学习”又觉不妥)太监的几点心得,充作引玉的砖头。
△太监以不学无术而获宠信致高位。尽管前代宦官乱政的教训层出无穷,仿佛鬼使神差,君王们还是以为没文化的家奴比有文韬武略的臣民更忠实可靠。无知便是他们的政治资本,他们近乎本能地憎恨知识,憎恨知识分子。东汉和明末的“党锢”之狱,魏忠贤毁天下书院,就是太监这种敌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发泄。
△其实太监也有太监的学问——作奴才的学问。比如怎样跪拜、传事、回话、避讳等都大有讲究。一个有“出息”的太监,必是严守等级名分、善于察言观色迎奉主子的高手。正象心理学家荣格说的,一个人会由于成功地充当了某种角色而得意,并常常企图把这种角色强加给他人。太监若成功地担任了奴才的角色,必要求他人也当个“好”奴才。中国最后一个大太监小德张,辛亥革命后移居天津,他就套用了宫廷那一套礼法作家规。
△政治越神秘,越有利于太监窃权弄鬼。所以,刘谨要怂恿皇帝在深宫淫乐或出宫“游龙戏凤”。君臣阻隔,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谁敢抗命便是犯上作乱。
△太监本出身于社会最下层,或俘虏,或免死囚,或贫民;在宫内当普通太监时,也曾饱受欺压。然而一旦有了权势,整起人来,往往毫无将心比心的怜恤,反而格外残酷。明代大太监汪直本是虏进宫的瑶民子弟,爬上去后成了个屡兴大狱的恶棍。这种奴才“比暴君更暴”的现象,简单地运用阶级分析观点是说明不了的。也许是一种社会报复心态使然?
诸如太监政治的历史演变,太监心理的特征,都是些挺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我期盼着有太监学的大著问世。
(1988年11月25日《杂文报》)
赏析 这篇杂文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欣赏。
在一望而知的表层,它是一篇知识小品。与以辫子、小脚、鸦片枪作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土特产”的流行说法不同,作者告诉我们太监政治是中国封建文化最典型的产物。作为论据,简要地介绍了太监政治的久远性和载诸经典的理论依据,并列举了几个大太监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影响,使我们对中国的太监政治留下了一个简洁而鲜明的印象轮廓。精选的材料纵贯5000年,扫描的视野涉及东西方,知识性很强。
进一层,它可以说是一篇带学术性的短论。它提出了一个观点:太监政治应是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事实上,太监政治在史学界确实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太监势力为何在中国政治土壤上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没有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没有人作这个尝试。文章提出这个问题是有参考价值的。文章不仅提醒史学界,而且从人格心理学与变态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把太监政治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人性的标本。观点的新颖,使这篇短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这种学术性对于杂文来说,是追求一定的思想深度的副产品。
然而,循着我们对杂文的文学形象性的阅读期待往深层探究,不难领悟到,太监在这篇作品中不过是一个话题、一种载体,封建专制制度中形成的“太监人格”才是本文富于实质性的意象。显然,“太监人格”在这里具有象征的意义。这个象征的涵盖面,比人们习用的“太监——阉割——没有阳刚之气”的比喻要宽泛得多。它包含着对知识的敌视、奴才心理、奴性习惯、对铁幕政治的偏执、人性的异化等等。从发生学的观点看,这个象征是作者联想的产物,是有感于现实中阴暗面和某些弊病而做的“含沙射影”。作者并无一语明显涉及现实问题,这当然不如直截了当指斥时弊来得痛快,但它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作为一种象征,一种虽不精确却有形象性的类比,“太监人格”在语用功能上,可以传达人们对封建性的腐朽事物或非人道的残忍行径的厌憎蔑视之情,可以引发读者会心地一笑,从而获得文学的审美快感。
这篇作品不是以幽默诙谐见长,而是具有冷峻深沉、凝炼含蓄的风格。这也是杂文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