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山城,臂缠青纱向死者致哀和向死者敬献花圈的易俗之举,始于五十年代末。当时大家都很乐意接受,公认这是一项现代文明的改革,没有人非议它不如过去的穿丧服和打幡更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改革进行得非常顺利。二十多年过去了,平心而论,我以为当年的改革者并没有“笑到最后”,因为花圈和青纱的遭遇并不太妙。我不但目睹过这种兴衰变迁,而且拥护过最初的改革和继之而来的改革之改革,先后还演过“不孝孙”和“不孝男”。在送葬的途中,总不免缘此发些感慨。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也记不清是谁先开的头,那个曾经闪着改革光环的花圈,正中心忽然平添了一个硕大的“奠”字。当时谁也不在意,甚至还以为这也许是“民族化” 、“洋为中用”的表现形式哩。后来,也记不清是哪一年,记不清是谁先开的头了,渐渐时兴起了要沿袭“孝子、孝孙打白幡,重孙打蓝幡,外甥打彩色幡,重外甥打黄幡” 的祖制,在送葬的队伍中,人们开始按照各自与死者的关系,分别“打”起了白花圈、蓝花圈、彩色花圈和黄花圈。当时谁也没注意。多少年后,人们偶然回顾,才发现,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花圈被“同化”为传统的幡了,仍依古例派了“招魂”的用场。
        臂缠青纱的命运与花圈类似。象有人看到花圈的第一眼就认定它就是“从来如此” 的 “幡” 一样,“青纱” 从一开始也被人认定它是“新形势” 下的 “持服” 。为了让它更象“持服” 些,它的正中先是缝上了一个全白的,或是白线双勾的 “孝” 字(当然还是“记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清是谁先开的头” ),进而有好事者从古代丧服的缝制 中 受到启发,缝制侧边不交裹,使断处外露,又以白线连缀毛边。最后,又有人不无虔诚地想起了过去的披麻戴孝,觉得用青纱未免太奢华了,表现不出中国传统的悲哀,于是青纱的“面料” 又渐渐被“正统” 的粗麻布所代替——终于,当年的改革 “面目半非” 了。
        从来没有谁处心积虑或赤膊上阵,要破坏、抵制、阉割我们小城的这项改革。一些群众的作为不过是习 惯势力使然,这原是改革者的常识,料定了的波折,对此我不想多说。我以为应当总结为教训的是: 改革者若时刻有折衷的念头,若对热衷于搞折衷的人缺少警戒,或者改革之先就将折衷预留作“太平门” 的话,大多会使改革成为怪胎、石胎或畸胎的。
        

(1984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赏析 在血缘根基上生成的对“亲亲孝悌”之情的强调与重视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一大特点。不用说,送葬同“孝”、“悌”之情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因此,当本文作者选择了从送葬的历史演变来揭示传统势力的顽固和巨大惰性以及社会进步、观念革新之艰难的时候,我感到,他已经为自己的成功打下了一个可靠的基础。
        送葬的兴衰变迁确使人感慨系之。戴黑纱、献花圈,简约而不失庄重,无疑是一项现代文明的改革。但与此同时,打幡、穿孝服的送葬队伍并未消失,反而愈加繁盛,以至于还翻出了“洋为中用”的新花样,诸如花圈中“奠”字的出现和黑纱上“孝”字的缝制,如此等等。这种变迁说明了什么? 文章对此虽未加以过多剖析,但通过作者对这一颇具典型意义的事件的近乎白描的叙述,我们却不无启示。其一,传统势力惰性的沉重常常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它的相当顽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始终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种具有数千年历史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的氛围中更是如此。那种革命一两,反动十斤的异常现象已屡见不鲜,正象花圈被同化为幡,黑纱被同化为孝服一样。因此,彻底抛弃和清除传统陈垢,以先进取代落后,以革新代替保守,其成功并不同政权的更替同步进行,而是一件更为艰巨漫长的事情。其二,清除传统思想的陈垢,某些具体形态上的变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根除传统思想陈垢赖以生存的精神土壤,使现代文明不再是一种外在强迫的力量,而化为民众自发的精神渴求,这样,改革就才不至于夭折或成为怪胎、畸胎。
        从写法上看,这篇文章也很有特色。文章沿着送丧的兴衰变迁依时顺事信手抒写,娓娓道来,似乎不露声色,实则平和中藏着锋芒,冷峻中含有热讽,读罢使人震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