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鲍温(1899—1973),英国小说家。1899年6月7日,鲍温出身于爱尔兰都柏林市赫伯特庄园。一个古老的家族,老的地主,她父亲是个律师。1907年,她与母亲到英格兰定居。1912年母亲病逝,她寄住在赫福德郡的姨妈家。1914年她被送到英国肯特郡一所寄宿学校上学。1919年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学习一年绘画,此间开始写作。1923年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邂逅集》问世;同年与阿伦·卡梅伦结婚,两年后迁居牛津。到1929年,鲍温已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安·丽》 (1927)、《饭店》(1928)、《最后的九月》 (1929)等,成为当时伦敦和牛津文学圈子中的知名女作家。1930年,她父亲去世,鲍温继承了“鲍温大院”,以后10年间,她在这幢院落里举办过多次舞会、宴会,为许多刊物撰写评论文章。1935年,阿伦·卡梅伦受命到英国广播公司任职,鲍温随丈夫迁居伦敦摄政园。二次大战期间,她受雇于情报部,在都柏林作战时工作,大战结束后,也转入英国广播公司工作。鲍温一生共创作了20余部长篇小说,曾被批评家比作奥斯丁,是当代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小说感情细腻,富于主观抒情色彩,擅长心理描写。她在小说中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想象丰富,观察力敏锐,艺术风格严谨。她的其它长篇小说还有《亲友们》(1931)、《巴黎的房屋》(1935)、《鲍温大院》(1942)、《炎炎日当午》(1949)、《爱的世界》(1955)和《伊娃·特鲁特》(1969)等。鲍温于1937年当选为爱尔兰学术院院士,1948年受封为大英帝国贵妇,她曾多次被学院授予荣誉博士的称号,1970年因最后一部小说《伊娃·特鲁特》而获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1973年2月22日因患癌症去世。
        内容概要 故事发生在二次大战时期的伦敦。1942年9月的第一个周六下午,英国情报局谍报员哈里森正坐在摄政公园里听音乐会。其实,他并未专心聆听音乐,不过是在消磨时光,以好呆到8点去见斯黛拉·罗德尼,一个迷人的寡妇。一想到斯黛拉以及他要对她谈的那件棘手之事,他便不由自主地把右手攥成拳头往左手掌里插。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和他对音乐漫不经心的神态,很快引起了邻座一位年轻女子的好奇。这女子名叫路易·露易丝,相貌粗俗,衣着低廉,既无艺术鉴赏力,表达又很鲁钝。她丈夫正在英军中服役,这使她非常孤独,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喜欢冲动的人; 于是她转向哈里森搭讪,用天真的话打断他的回忆,但却遭到哈里森粗暴的抵制。露易丝并不觉得难为情,相反,哈里森离开音乐会后,她也尾随而行,直到他突然甩掉她去赴约会。在威第斯大街的顶楼套房里,斯黛拉正在琢磨哈里森为什么迟到。她等候的态度并不象人们预料的那样焦虑,因为她对这位来访者并无爱意。她几乎不知道他是如何闯入她的生活的; 开始是他出现在古霑,弗朗西丝·莫里斯的葬礼上,后来,他对她的注意力不断增强。那个夜晚,她看出他的欲望中有一种威胁的阴影; 要弄明白他的好奇心促使斯黛拉应允了他。她等待他敲门时,眼光忍不住在可爱的房间里转动,她想起了那些形成了她的存在的许多往事: 她年轻的儿子罗德里克,现正在英国军队服役; 她的前夫,离婚很久了,去世也很久了;她自己的战时工作; 以及她的情人,在政府里供职的罗伯特·凯尔韦,哈里森到来时,受到的接待是冰凉的、敷衍了事的。他的问候也是犹豫的、暧昧的,但很快他就转到正题上。他的话使斯黛拉目瞪口呆,既震惊又不愿相信。他告诉她,她的情人是纳粹间谍,专向德国人出卖英国机密。哈里森本人即与英国情报局联络,并已被指派去监视凯尔韦的行动。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叛徒,就是斯黛拉必须放弃他而转向哈里森。这样或许还能改变凯尔韦的命运,否则它就会被无限期地搁置下去。这个直率的建议并未夺去斯黛拉的勇气。哈里森不能赢得她的信任,她拒绝相信凯尔韦有罪。她成功地争取到一个月的时间以做决定。哈里森严厉劝告她不得向罗伯特透露; 他行动方式的丝毫变化都只能导致他的立即被捕。哈里森刚走,电话即响了。是罗德里克,他告诉母亲他就要回伦敦休假。斯黛拉振作起精神,很快做好迎接儿子的准备。罗德里克的到来暂时使斯黛拉忘却了忧虑。儿子年轻又健壮; 他父亲过早的离开,使斯黛拉感到对儿子有双重责任。罗德里克急切地谈论他生活的新资产,爱尔兰那部分破败的地产刚刚由古霑·弗朗西丝·莫里斯传给了他。这男孩已下决心保住他这笔新财产;不过在战争结束之前,照管地产的责任只好大部分落在斯黛拉的身上了。罗德里克假满返军。第二天晚上,罗伯特·凯尔韦来到斯黛拉的房间。她没有流露任何内心的愤怒,只是漫不经心地探究他是否认识哈里森。凝望着她迷人又温情脉脉的情人,斯黛拉悄悄地惊叹他确实是可疑的,他是从敦刻尔克残废退役的老兵!可是,斯黛拉想到她对他家庭的一无所知,便再次请求他,带她去乡间看望他母亲和姊姊。第二个星期六下午,他们来到迪恩河谷,罗伯特的背景似乎没什么异样之处。从罗伯特家回来的那个夜晚,她发现哈里森正在她房内等她。他供认不讳,一直在监视她,并说出了她到过什么地方以及此行的原因。罗德里克为使自己的所有权开始介入那片地产,便把斯黛拉召往爱尔兰。罗伯特也赞成暂时失去她几天,于是他们深情地分离了。在爱尔兰,斯黛拉对哈里森的不信任动摇了;因为他告诉她他曾是古霑·弗朗西丝·莫里斯的朋友,她发现这竟是真的。于是她决心把哈里森对罗伯特的指控通知后者。她返回伦敦时,罗伯特到车站接她。几分钟后,在出租车里,她说出了她所听说的。罗伯特立即被深深地刺痛了,他否认了一切。那天夜晚,他恳求她嫁给他,但斯黛拉既惊诧又心乱如麻,逃避了这场求婚。几天之后,哈里森与斯黛拉在一家热闹的饭馆里吃晚饭。他指责她违背了他的劝告,使罗伯特开始有所防备。斯黛拉万分惊惧,但她也因此而坚强起来。就在她打算弄明白他的意图之前,路易·露易丝不合时宜地闯了进来。她在人群中认出了哈里森,未经邀请便坐到他们的桌边。不过斯黛拉还是抓住时机暗示了哈里森,如果他能使罗伯特免受牢狱之苦,她情愿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哈里森对此未做答复,因为他还在为路易恼怒,随即他草草告别了这两个女人,高傲地走出了饭馆,留下她们在黑漆漆的伦敦夜晚摸回家去。路易颇为斯黛拉高贵的魅力和文雅的气质所迷醉,她一直陪伴她走到她的房门口。罗伯特此时正在迪恩河谷,因此,斯黛拉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找到机会提醒他处境危险。黎明时分,在斯黛拉幽暗的卧室里,他们重新表露了彼此之间的爱和信心,似乎都已意识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约会。当罗伯特终于说出他确实是激进的纳粹分子,珍视权利甚于自由时,斯黛拉发现他们的信念无法调和。这时,屋外已传来监视者隐约的脚步声,罗伯特穿好衣服准备离开。他顺着绳梯爬上房顶的天窗,又突然折返下来,再一次亲吻了斯黛拉。他要她好好保重,然后就迅速从天窗消失了。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罗伯特的尸体横陈在大街上,他是从极度倾斜的房顶上不慎坠亡的。斯黛拉再见到哈里森时,已是一年多以后。协约国在非洲登陆; 进攻意大利; 第二战场的实现。经过所有这一切。最后,哈里森回来了。斯黛拉一直有问题要问他,关于罗伯特的问题,不过现在它们已毫无意义了。他们的谈话始终非常拘束,罗伯特的死使他们生活之间任何真正的联系都不复存在。哈里森没有任何浪漫的提议; 而且,当斯黛拉告诉他她快要结婚时,他甚至隐约感到了解脱。
        作品鉴赏《炎炎日当午》是伊丽莎白·鲍温最出色的代表作,也是受到评论家们广泛注意的作品之一。英国小说家兼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说道,没有什么小说曾比它更好地捕捉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的气氛。她以紧张而可信的细节表达了那个毫无生气的苦难世界,在了解那个时间和地点的读者身上非常强烈地唤起感情和感觉方面的记忆,以致人们好象又在经历着它们。但这部小说的意义远不止这点,甚至也远不只是斯黛拉·罗德尼的故事。在弗兰克·马吉尔主编的一部小说评论集中是这样评价这部书的,斯黛拉·罗德尼的问题是一位妇人强迫自己对她的爱之人作出自己的判断。斯黛拉是鲍温笔下的“自由女性”。她有自己的职业,离婚多年,是一位已有成年儿子的母亲。她有一位相识两年的情人,但她仍然与别人约会。斯黛拉敏感、坚强,也能言善辩,不仅对旁人、对自己的事也头脑清楚。她使她儿子和其他人一直相信是她离弃了丈夫,她是主宰。而实际上,是丈夫离开她与别人走了。她对哈里森说,宁可被人看作魔鬼,也比让人认作傻瓜强。这番话正反映了斯黛拉心理上的矛盾:她渴望被人看作自由女性,无所不能,但她的内心却与这一形象不符。正因为如此,才有她的离婚,才有她与罗德里克的关系(他并不系在她身上,而她却为他诸事操心,要让她表现出这一点是很痛苦的),也就有了她对罗伯特的态度(他们的关系是稳定牢固的,但她拒绝了罗伯特的求婚)。斯黛拉曾不断被人们认为是她那代人的典型,那一代人又常常被描述成“未接任”历史的人。一次战争结束以后,她已到中年,而此时又是二次大战。鲍温在小说中对遭受狂轰滥炸的战时伦敦的细致描写,正好为斯黛拉精神的创伤提供了具体的现实,又巧妙地穿插在斯黛拉与罗伯特的爱情关系中。“炎炎日当午”正是斯黛拉人到中年的象征,是她的“正午”,是她在做出决定质问罗伯特忠诚与否的巨大精神痛苦。当然,它同时也是战争的高潮,历史的转折点。斯黛拉的下一代人,以罗德里克和路易·露易丝为代表的,标志着一种新生和新的统一。斯黛拉的故事,也就是她作自由女性的“失败”,是交织在工人阶级的代表路易·露易丝的故事中的,后者要作母亲的强烈愿望终于达到了高潮,当丈夫在外作战时,她却成功地怀了孕。她并不清楚孩子的父亲是谁。盟军进攻西欧开始之日,她回到英格兰南海岸,她父母被炸死的地方,小说便以她生下孩子宣告结束。罗德里克则是准备到莫里斯山去,并且雄心勃勃地要用现代农业技术使古老的山地焕发青春。这下一代人的两个代表人物都解决了折磨他们父辈多年的矛盾——家庭、位置、传统与责任。当然,斯黛拉与罗伯特的关系还是最重要的。安东尼·伯吉斯说,凯尔韦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创伤,变成了一个叛徒。战争为作者澄清了文明毁灭时向何处寻求信念的问题。罗伯特变节的根源在于一种不自然和不持久的状态; 他变成一种抽象观念的受害者,相信纳粹德国代表一种他可以依附的新的秩序。鲍温非常擅于刻画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更是审视了情感与理智和谐的障碍,也就是爱国主义与爱情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