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九重丹诏颁恩至，

万两黄金奉使回。

其二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

奉使去时乌天黑地。

官吏都欢天喜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

其三

官吏黑漆皮灯笼，

奉使来时添一重。

——元·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九

这三首歌谣《古谣谚》卷六十三题为《江西福建民为散散王士宏歌三则》。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至正乙酉冬，朝廷遣官奉使宣抚诸道，问民疾苦，然而政绩昭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黄如徵邀驾上书，指数散散王士弘等罪状……”。散散王士弘是元代统治者派到地方“巡抚”、 “视察”的钦差大臣，即所谓“奉使”。元统治者派这些人到地方名为“黜陟幽明，问民疾苦，采访贤俊”， “然奉使者，类皆脂韦贪浊，多非其人”(《庚申外史》)。元朝廷这种补苴罅漏的做法根本解决不了社会日益尖锐的矛盾，反之，却加剧人民的痛苦，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这些奉使假“巡抚”、 “视察”之名，行的却是搜刮勒索之实，使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正像黄如徵弹劾王士弘等人所说的：“……江西福建一道，地处蛮方，去京师万里外，传闻奉使之来，皆若大旱之望云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弘等，不体圣天子抚绥元元之意，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淫吾中，贿赂以缄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闾阎失望，田里寒心，乃歌曰：九重丹诏颁恩至……。”

《奉使谣》三首便是借奉使来去时场面的描写，指出那些奉命出使的大臣与地方的贪官污吏本是一丘之貉，他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两句用鲜明的对比尖锐地揭露那些奉使们的真实面目，他们打着“颁恩”的幌子到民间“巡抚”一番之后腰缠万贯卷土而去。九重：天之最高处，此指皇帝居住的地方。丹诏：红色诏书，此处指皇帝诏书。 “九重丹诏”极言他们肩负的使命之庄严神圣， “万两黄金”却道出他们贪得无厌的本性，两相比较，勾画出奉使穷凶极恶的嘴脸，同时也道破朝廷所谓“问民疾苦”的实质，极端辛辣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丑恶行径。

如果说第一首是用对比手法概括地加以揭露，那么第二首则是用对比手法形象地展示了奉使到来前后官吏与百姓的反应，以此来揭示主题。那些平日为非作歹的污吏贪官得知奉使到来自然十分高兴，他们又是吹喇叭，又是抬轿子，前呼后拥， “惊天动地”。场面十分煊赫，勾当却极其肮脏。这些大小官吏沆瀣一气，大官便大勒索，小官便小敲诈，他们打着“纠察贪暴，救民疾苦”的旗号，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群吸吮人血的害虫。这些奉使的到来使本来就十分困苦的百姓生活更加“乌天黑地”，那些地方贪官因分享一些余沥而“欢天喜地”。在这些大小吸血鬼的重重迫害下，人民过着非人的日子，只能“啼天哭地”了。由此说明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颁恩”实质上无非是用另一种手段来榨取人民的血汗罢了。

显然，无论是“奉使”，还是地方的“父母官”都是些“鹰扬虎噬”的恶魔。第三首便是用一个生动贴切的比喻，抨击那些狼心狗肺助纣为虐的官吏。这些人平时已是无恶不作，奉使的到来使他们原本像“黑皮灯笼”一样的心又添上一层黑漆，当然，生活在这些人统治之下的穷苦百姓便又多了一层黑暗的逼迫。

读罢这三首歌谣，不难看出它们的锋芒已不仅仅是指向某个贪官，而是深刻地触及到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元代阶级矛盾十分尖锐，除了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压迫之外，大小官吏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也是一个原因，正如《元史·答里麻传》说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的原因之一便是“官吏贪污所致”。这三首歌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

《奉使谣》三首也能见出民歌自身的特色，如对比手法就是民歌创作常见的手法之一。三首之中的第一、二首便是通过鲜明生动的对比来揭露元代的黑暗统治;第三首则是用借喻的手法对黑心肠的官吏加以讽刺批判。诚然，民歌不如文人诗歌那么“雅驯”，民歌中用以比喻的事物往往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但民歌作者将之信手拈来，自然成咏，因而十分生动。像“黑漆皮灯笼”可以使人想到封建官吏出门时手执的那种灯笼，由灯笼形状的阴森可畏又联想到那些官吏歹毒凶狠的心肠，进而悟出其喻意：那种社会之压抑之黑暗实在也无异黑漆皮灯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