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明清澳门葡人衣饰民俗

        澳门是西方人最早居留中国之地,是中国人最早看到并描述西人服装的地方。明清史料之中对葡萄牙人的服装有不少记述,可见三、四百年前的澳门葡人衣饰。本文通过梳理古籍,探究早期居澳葡人的衣饰风俗。
        

最早葡人衣饰记录

        明代的葡萄牙人衣饰如何?
        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安徽休宁人叶权好游历,作为旅行家来到澳门。他在《贤博编》游记集之《游岭南记》中对此有所记述:
        “岛中夷屋居者,皆佛郎机(即葡萄牙)人,乃大西洋(即欧洲)之一国。其人白皙洁净,髡髮多髯,鼻隆隆起,眉长而低,眼正碧,顶红帽,着裤袄,以撒哈喇(呢绒之一种)为之,或用云彩绸凿梅花八宝之类于其上,皆鲜艳美好。足登革履,俱勾身为便利,以软皮为指套,套掌上。有时左手持唸珠,右拽一枚。天稍寒,则戴毡笠子,披氅衣,如袈裟。富者用红撒哈喇,以紫剪绒缘领,胸前缀金锁杂饰,戒指镶以西洋宝石,香油涂身,腰悬八刺乌(剑),长咫尺,以金银错之,其色稍黑,及匕首有毒者。随四五奴,张朱盖,持大创捧长剑。剑之铁软而可屈,纵则复伸。虽贫贱与群奴服饰,亦不寂寞。唯有表者衣青长衫,戴青帽,不用他颜色。妇人更洁白,华鬘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锦绣,耳缀金环,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杂佩珊珊。”
        这段记载非常珍贵,较具体地描述了四百多年前葡国人在澳门的穿着衣饰,相当全面,使我们看到了他们的髮型、帽饰、袄裤、鞋履、佩戴的物件等等,试分述之。
        

髮型多样

        “髡髮多髯”,当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多为教士、商人、水手、士兵,教士是剃髮的,留着大鬍子则是西方人的特点。
        《明史》之“佛郎机传”则日:“其人长身高鼻,猫眼鹰嘴,拳髮赤鬚”。则并不剃髮,而是捲髮,鬚红。
        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澳门”条记葡人外形则日:“其髮垂至肩,绀绿螺蜷,鬅如也。面甚白,惟鼻昂而目深碧,与唐人稍异。”
        这裏是说葡人长髮披肩的情况,这是欧洲髮型,官员和商人是如此的吧。不过葡萄牙人也戴假髮的(现在的香港大法官还戴假髮)。
        乾隆年间澳门同知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畧》记佛郎机(葡国)人曰: “其人白晰,鼻昂,而目深碧不眴。不蓄鬚髮,别编黑白髮蒙首及颈,蜷然蒙茸,赐自法王。”
        法王即主教,是澳门最有权威的宗教首领;由他赐给的假髮,可能也是法官等官员所戴的吧。至于“不蓄鬚髮”,则主要是天主教士的髮型。
        

传统髮型

        《澳门记畧》“澳蕃篇”,亦对天主教士的髮型有所记载:
        “蕃僧不一类。三巴寺僧削髮,披青,冠斗帽”,“龙鬆庙僧亦削髮蒙毡,内衣白而长,外覆以青。”“板樟庙僧不冠,曳长衣,外玄内白,覆以白布覆其两肩。”“噶斯兰(即嘉斯栏)教堂僧服粗布衣,带索草履,不冠不袜,出入持盖。是二庙僧,有尽削其髮者,有但去其顶髮者。他如大庙(即主教座堂大庙)、风信(即圣老楞佐教堂)、花王(即圣安东尼奥教堂)、支粮(即仁慈堂)诸庙,则係本澳自行焚修,秃顶而圆帽,被长青衣。……其通晓天官法曾游京师(指北京)者,皆留髭鬚,解华语,分住各庙中。”
        由此可见,传教士都是秃顶,但也有髮型的不同,一是全剃的光头,一是祇剃头顶的头髮而周围的一圈则留着,这就像过去的那种“马盖箍”髮型了。文人的“青”,实指黑,传教士平时是穿黑色道袍的,利玛窦等为了传教的方便甚至改穿中国的和尚服,在僧服上实现了华化。中国和尚是剃髮的,所以剃光头的髮型可能也是华化的一种表现吧。汤开建先生在《明清士大夫与澳门》一书中说“叶氏所言‘髡髮’则不多见。余疑,这一时期葡人主要赴日本贸易,为了更容易深入日本贸易,葡商则仿日本人之髮式‘髡髮’以便于赴日本贸易。保存在日本大阪博物馆的南蛮屏风上有几幅葡人脱帽图则是光头,疑即‘髡髮’。《澳门记畧》附‘板樟庙僧图’及‘噶斯兰庙僧图’,其教士即为‘髡髮’ ,恐怕也是为了方便赴日本传教而变成这种髮式。”这也是一种看法,可供参考。
        总之,明清时代之葡人髮型,有留长髮披肩的,有“拳髮赤鬚”的,头髮是捲曲的,多留长鬍鬚,连到过北京的教士也留有“髭鬚”。但也有剃光头的,特别是天主教传教士,普遍剃光头,这光头有全剃光的,也有祇剃头顶而留周边的。
        雍正年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赴澳门,在澳门观风俗十日。在他的报告中说:“夷有黑白二种,白贵而黑贱。猬鬚魋结,髮各种种。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扣纍纍如贯珠。咸佩刃,靴拖后齿,綳胫上。”(焦祈年《巡视澳门记》)
        其所见与前述大致相似,但更强调长鬚鬍髮,髮型种种不一之多样性,其观察更细了。当然对不同年龄、各种职业人士的不同髮型缺少分析,仍是不够具体的。康熙年间(一六八三)钦差大臣杜臻巡视澳门后亦曰葡人“男子披髮”。而在《香山澳》一诗中则曰:“白髮老人髮垂耳”。是否老人才留长髮?还是男子多留长髮?
        

男女的冠帽

        叶权说是葡人“顶红帽”、“天稍寒则戴笠子,披氅衣……”这是说平时戴红色的帽子,这帽子的形状未说,按焦祈年《巡视澳门记》则曰: “帽三角,短衣五色不等。”大约为三角形的帽子,到冬天则戴呢笠帽,是一种像南方斗笠的宽边礼帽。这种帽子澳门华人叫它“番斗笠”。
        清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钦差大臣杜臻巡视澳门后记曰,葡人“男子披髮,戴番叶笠” ,他是二月底三月初去澳门的,看到的大约就是呢帽子。其形状在《澳门记畧》中记的更具体些:“服饰男以黑毡为帽,檐折为三角,饰以錾花金片,间用藤形,如笠而小,蒙以专绢” ,“衣服华洁,贵者冠,贱者笠”。
        叶权说: “唯有表者衣青长衫,戴青帽,不用他颜色。”说明像传教士等上等人祇戴黑色的帽子。《澳门记畧》所附之“男蕃图”即是黑色带装饰的宽边如笠圆帽。而“三巴寺僧图”所戴的黑色四方顶的帽子,则和中国的道士帽差不多。“龙鬆庙僧图”也是戴的黑呢笠帽。
        戴红帽的往往是黑奴。乾隆《职贡图》卷二《大西洋国(即葡萄牙)黑鬼奴图》,即记“黑鬼奴”是“戴红绒帽”的。此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藏本即如此绘画的。(参见徐新《乾隆〈职贡图)与澳门》,见《文化杂誌》一九九五年第二十二期)
        也有的记载说黑奴是不戴帽子的。如《澳门记畧》曰: “黑奴男如皆衣布,无冠履。色尚白,朱紫次之,青又次之,用诸凶服。”
        

髮式富丽

        至于女子的髮型与头饰,叶权记曰: “妇人更洁白,华鬘被首,耳缀金环,拽皮履,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杂佩珊珊” 。这是说,葡人妇女是戴花头巾,金耳环和各种各样的珊珊头饰的。
        《澳门记畧》讲得更具体些: “髻盘于额,希用簪。无珥,为华靥,贴穿孔前后。手金钏。出则以锦帕蒙诸首,谓之巾缦。”
        葡萄牙妇女有在额前梳高髻者,有的戴耳环,有的不戴耳环,而以贴花为饰。还戴金镯。出外时则戴很长的花头巾,从头顶一直拖到地。但《澳门记畧》所附之“女蕃图”所戴之花头巾则祇拖到膝弯处而已,主要披在后面。这可能是秋冬的装束。在夏天用纱丽,则是“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披下拖地”的吧。
        这“纱丽”是印度女服,是葡人从印度学过来的。传教士对此颇有微词 。一七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澳门主教吉马良斯给国王写信反映澳门情况时曾谈到这一点。他说: “(澳门的葡萄牙女性)几乎都是用条薄被单把身子裹上,头上缠一条,不仅一旦掉下来,即使在最不讲究的地方也很不雅观,而且还遮住整个脸,不让人认出来,这就使她们更敢于出去,到单身汉家裏干罪孽勾当。”(施白蒂《澳门编年史》一百七十页)
        

鬘髮白蛮娘

        同书还记载了一位巡洋舰舰长在澳门停泊后写的观感:“在澳门,葡萄牙人被视为贵人,最富有者出门时乘四个奴隶肩抬轿子,还有两个奴隶为其撑伞。至于女人们,要人的女人深居简出,出门则乘轿。除了个别人穿欧洲式的裙子和外衣外,大都衣着可笑。”
        所谓衣着可笑,也就是穿了东方式的服装。他是八月二十三日在澳门停泊的,当时正是夏天,妇女们穿的很可能就是印度服装沙丽。这也即是叶权所记的“华鬘被首,裹以幅布,或用锦绣,以大幅布或锦绣从顶上披下拖地,止露其面”。这种纱丽是一整幅的花布。屈大均在《澳门诗六首》之四也曾描写过:“花襔红鬼子,宝鬘白蛮娘”。
        近代汪兆铺在《澳门竹枝词四十首》中亦曾写过:“葡奴披缁似翼舒,入堂礼拜挟蕃出,炎凉不改花毯旧,技较时装恐不如。”
        葡萄牙妇女以黑布从头披到脚,其布很薄如纱,在风中飘动如飞翼。不祇在夏天,就是天冷时也仍然戴花头巾外出的。拿原来的时装比较也不如它好看。披黑衣可能是受修女影响吧?
        

下裳有三重

        在冬天,女装为上衣和三重裙。《澳门记畧》写道:“女则隆冬惟一衫,仅及腰。下裳三重:一至膝,一掩胫,一覆其足,以五色洋绢为之。”
        这三重裙子是,最外层的仅到膝,第二层到小腿,最内一层则把脚盖住了,仍是五色洋绢的质料。
        男子的服装怎样呢?
        叶权说:“着裤袄,以撒哈喇为之。”这“撒哈喇”是一种呢绒毛织品。而除此之外,还有很漂亮的“云彩绸凿梅花八宝之类”花纹图案在衣服上面,“皆鲜艳美好”。可见葡人的服装是比较豪华的。天稍冷,就“披氅衣,如袈裟这大衣也是撒哈喇呢的,红色而以紫剪绒来滚领边。”
        《澳门记畧》附有“男蕃图”,其外套大衣敞领,长至膝上四寸,上有密钮扣,下为彩色花边,较宽阔。在袖弯处有花纹,袖口较窄。书中也有具体记述:“衣之製,上不过腹,下不过膝,多以羽毛,哆啰(一种呢毛织品)、辟支(即哗叽)、金银丝缎及佛山织洋缎为之,边缘以锦、金银钮联缀,胸腋间衷以白衫。袖属(束)于腕,摺叠如朵莲。”
        这裏所描写的正是这类外衣。这种外套,杜臻《粤闽巡视纪畧》中叫“碧绣帔”,其颜色是绿的,上有绣纹。外衣之内还有内衣,夏天也穿几件衣服。“衣裤皆有表裏,虽盛暑袭之数重。裏有小囊,贮鼻烟壶,自鸣钟诸物”。
        裤子怎样?叶权没说。《澳门记畧》则曰:“裤袜用织夕束迫,如行縢(绑腿布)”。从书中之附图“男蕃图”上可以见到在整个小腿上打密密的绑腿布的情形。这种绑腿布利于行军,过去军队多用之,看来是由西洋传入的。看上去它有点像长筒靴,是比较精神的。
        

葡人鞋子

        叶权说葡人“足登革屐,俱勾身为便利。”《澳门记畧》亦曰: “蹑黑革屐,约以金银屈戌。”这是说葡人穿黑皮鞋,并且有金属的马刺,是比较正规的军靴。
        而葡国女子则穿红色皮凉鞋,即《澳门记畧》所说: “(女)初皆跣足不袜,近有丹其革以为履者,然短不纳趾。”在开始时,妇女是光脚不穿袜子的,这是葡国风俗。一九九八年夏天我在葡国看到人们仍然很少穿袜子,至今如此。
        黑奴怎样呢,当然更是光脚了。“黑奴男女皆衣布,无冠履”。( 《澳门记畧》一百四十五页)
        

葡人饰物

        男子“以软皮为指套,套掌上。有时左手持唸珠,右拽一枚。”叶权这是说当时葡人还戴皮手套,并且手持马鞭(或树枝、柳条),有的还拿着唸珠,可能是传教士。此外,“胸前缀金锁杂饰,戒指镶以西洋宝石,香油涂身,腰悬八刺乌,长咫尺,以金银错之,其色稍黑,及匕首有毒者。”这描写可能不够準确,胸前的“金锁杂饰” ,可能指衣襟上的花纹,但挂在胸前的恐怕未必是金锁而是十字架。宝石戒指是很新颖的,腰悬的宝剑是错有金银的。而“香油涂身”可能是洒的香水。
        《澳门记畧》对饰物的附件也有记戴: “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贵者握藤,或以柔韦弢手。女握数珠,夏有挥扇者。”这刀就不是咫尺短刀而是长指挥刀了,它可以拖到地。贵者所持的籐条,大概即是马鞭。“柔韦弢手”当即是皮手套了。妇女也有持唸珠与挥扇者。
        

蔷薇香水拂朝妆

        关于香水,明代汤显祖就曾描写过。他在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的徐闻途中,曾路过澳门,在《听香山译者》一诗中有句曰:
        “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
        “倒挂香”是一种鸟香,据费信《星槎胜览》前集中的“爪哇国”: “倒挂鸟身如雀大,被五色羽,日间焚香于其旁,夜则张羽翼而倒挂,张尾翅而香。”
        蔷薇露水当然也是一种香水。屈大均《广东新语》“食语”中有荼蘼露记述: “荼蘼露……以大西洋所出者为美。大西洋天气寒时,荼蘼始花,露凝花上,晶莹芬郁若甘露,澳门蕃女得之,以注饮馔,或以露洒入衣。”
        荼蘼即类似玫瑰的一种花,屈大均又有《荼蘼花》诗曰: “南海荼蘼露,千瓶出此花。”、“玫瑰同名族,南人取晒糖。”可见花製香水露,是欧洲人的风俗,葡萄牙人带到澳门来了。中国古代有佩香囊的风俗,有香荷包,而西方用香水,香味更浓烈。因西方人狐臭较多,所以香水更为必要。
        以上是明清时代葡萄牙人的衣饰情形。
        中国人在澳门的衣饰一般与广东内地无异,但与洋人关係密切的人,则已有洋化的趋势,已穿着西方服饰了。
        据明代嘉靖四十七年(一五六四)庞尚鹏《抚处濠镜澳夷疏》记载,当时葡人到澳门刚十年左右,华人翻译已穿戴洋人服饰:“(葡人之)通事(即翻译)多漳、泉、宁、绍及东莞、新会人为之,椎髻环耳,效蕃衣服声音。”
        

华人教徒“打鬼辫”

        一些天主教华人教徒也变服装,“打鬼辫”而夷化了。《澳门记畧》曰:“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係在澳进教;一係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集染已深,语言尚渐化为夷。但其中亦有数等,或变服而入其教,或入教而不变服,或娶鬼女而长子孙,或藉资本而营贸易,或为工匠,或为兵役。又有来往夷人之家,但打鬼辫,亦欲自附于进教之列,以便与夷人交往者……”
        教徒的情况不一,其中有人常与夷人来往而穿洋服“打鬼辫”。特别是在康熙晚年禁教之后,一些华人教徒改洋名,附入葡人之中,则生活习尚更加夷化了。
        除教徒外也可能还有一些商人因与洋人交往而在服饰上西化者。据施白蒂《澳日大事记》记载:一七四四年十月十日澳门市议事会(即市政厅)曾派一队人马敲锣打鼓沿街宣布一项禁令:“为了保持祇同生存,本高尚的议事会要扭转本市人民的奢侈行为,禁止所有非欧洲人及其后裔使用假髮和阳伞。”
        

奇怪禁令行不通

        这项禁令是颇为可笑的,但却反映了有些华人已有戴假髮的装饰,这可能即是“打鬼辫”或“椎髻”之类的洋饰物吧。此令引起澳门土生葡人的抗议,他们致函当时直接管辖澳门的印度果阿总督(果阿即“小大西洋”)很快于次年之五月十三日,果阿总督下令澳门议事会废除了这不合逻辑和不合理的布告。(《澳门大事记》第一百三十三至一百三十四页)
        自康熙禁教之后,清政府也禁止华人教民信教,并禁穿洋服。甚至已与洋人合伙经商或已娶鬼女者,也都不能穿洋服。“穿着衣者勒令易服出教,均俟鬼女身死之日,携带鬼女回藉。其往来夷人之家,仍打鬼辫者,一并严行禁止。隐匿者察出治罪。”《澳门记畧》当时已查出十九人,还有“密查”。“从前进教,已改蕃名,及既服蕃衣者,许令自首,改并出教,免其治罪 。”
        衣饰看似小事,但关係民族文化之象徵。满清入关时曾有“留髮不留头”之举,“嘉定三屠”中杀人最多的一次,即是因为嘉定人不肯剃去长髮梳辫子。故衣饰之事亦有政治色彩,它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特徵,同人们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此节辑自《澳门杂誌》二○○○年五月,段宝林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