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貨畫與對外貿易

        澳門行貨畫始於何時,現已無法考證。但是行貨畫與中國對外貿易的關係密不可分。
        自十八世紀末期開始,中國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貿易發展迅速,由於清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起,廣州成為中國唯一的通商口岸,澳門作為廣州的外港就成為當時中國全面開放的城市。這個時期正如馬士(H·B·Morse)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所描繪的:
        “葡萄牙人的貿易衰落了。但澳門卻繁榮起來。它在中國人的監督下,變成各國與廣州間貿易的基地,一切進口船隻,都在那裹雇用引水和買辦。他們也從那裹決定出發的方向。商人們在每年年末,都從廣州商館回到那裏,並在那裏等候下一季度的來臨。使他們得以重新進入廣州。”於是澳門這座城市開始演變成為大批各國商民貿易定居、遊樂、渡假的名符其實“國際城市” 。
        十八世紀末期,據《粵海關誌》的資料統計,每年來華的外國商船從以往幾艘十幾艘激增至近六十艘,到十九世紀初嘉慶二十五年達九十六艘之多。來華的外國商員、商人、船員及家眷人數很多,按照清政府的法令,外國女性不得進入廣州,祇能留居澳門,即使被允許在廣州居留的外商也不堪商館內“圈禁”式的生活,快快做完生意離開廣州,回澳門與妻女團聚。因此,在華做生意的外商及其家屬都在澳門安家,其中還包括英、美、葡、法、荷、瑞典、丹麥等國政府任命的總領事、領事和副領事等。英國、荷蘭的東印度公司也都在澳門設置規模巨大的貨倉。不少英、荷富商在澳門建家宅闢花園,尋歡作樂。同時大批中國商販、雇工也都攜帶妻兒入澳謀生,中國商人在澳門開設了福、潮八大行店,嘉慶四大行店。乾隆八年(一七四三)澳門的總人口僅有五千五百人,到了乾隆十五年(一七五○),不到八年人口激增至二萬人。
        在十八世紀中國經澳門出口的商品主要是茶葉、生絲綢緞和土布;進口的商品主要是毛織品、金屬品、棉花等。到了十九世紀初,澳門成為鴉片走私的集散地。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輸入中囪的鴉片僅一千箱;但是到嘉慶五年(一八○○)輸入中國的鴉片就達到五千箱;到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輸入中國的鴉片達到八千箱;至於到道光十年(一八三○)輸入中國的鴉片竟達到二萬箱之多!其中有近一半是經澳門運入中國,鴉片販子在澳門多次哄抬鴉片價格,從中牟取暴利。
        澳門的經濟出現了畸型的繁榮,許多腰纏萬貫的鴉片商人在澳門一擲千金揮霍享受,同時也附庸風雅收藏中西藝術品,加上十八、十九世紀在歐洲普通流行“中國熱”,東方的神秘色彩、儒學的宏論精義使歐洲藝術家、思想家激動不已,而運到歐洲的中國青花瓷器、明式傢具和絲綢製品令商人、市民和王公貴族趨之若騖。經常往返中國和歐洲的外國商人和水手們都一定在澳門選購各類紀念品,特別是反映中國風情的藝術品,如中國畫式民間工藝品帶回歐洲去,留作紀念或饋贈親友。澳門的一些畫家、畫商見有利可圖,使在澳門和廣州開設畫店、作坊,雇請畫匠,大量繪製反映中國風俗民情的人物畫、風景畫和春宮圖等賣給外國人;同時也臨摹一些外國名畫賣給國內來澳的富商和官僚。於是澳門行貨畫開始蓬勃發展起來。